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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法哈尼

 

• 布魯金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 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教授

• 埃及ERF智庫研究員

自川普（Donald Trump）2018年5月決定撤出伊朗核協議並對其重新實施制裁以來，伊朗的經濟已大幅受到影響，儘管經濟崩潰並非迫在眉睫，但時間卻不站在伊朗這邊。

隨著美國政局動盪以及2020年舉行的總統大選，伊朗領導人現在面臨著令人羨慕的任務：即確認是否、如何與一個在敵對狀態下需要高調贏得勝利的川普政府交戰。

就像在外交政策中經常發生的，伊朗領導層在與川普對話的成本、利益平衡間存在著分歧，部分人可能認為值得等到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再後重返談判桌，等待更可預測且較溫和的民主黨政府。

但是，如果川普贏得大選，他的態度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這也使他比現在更不願意讓步，因為川普對務實外交政策勝利更具個人利益，或更重要的是，嗅到了勝利的味道。

此外，伊朗的經濟狀況可能會開始惡化一年，進一步削弱談判地位。

伊朗目前的經濟狀況很難評估。重新實施制裁以來的累計產出損失估計為5％至15％。儘管伊朗人聲稱，同時也有數據支撐，自春季以來的經濟成長始終是正面的，但外界觀察家並不相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預計，2019年伊朗經濟將萎縮9.5％，2018年伊朗的數據則證實這點，當年下降了4.9％。

在這種背景下，伊朗決策者陷入了長期成長前景和經濟發展戰略的激烈辯論。由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領導的伊朗強硬派，他們希望重組經濟，以便挺過國際孤立。

強硬派指出，儘管石油出口尚未恢復，但經濟已顯示復甦的跡象。首先，伊朗里亞爾（rial）幣值在2018年暴跌70％後，已升值了損失幣值的1/3，並仍然可自由兌換，這表明伊朗的經濟行為體沒有放棄里亞爾。

最近發布的數據也為就業提供了有利的情況。

2019年第3季，創紀錄的2475萬伊朗勞工在職，較同期相比成長了3.3％，另外，也增加約80萬個職缺，其中1/3從事製造業；失業率為10.5％，為7年來最低。

這些事態發展表明，對石油出口的限制可能會迫使伊朗經濟多樣化，這與荷蘭相反，伊朗強硬派人士認為，美國的制裁正在刺激「抵抗經濟（resistance economy）」，而這種經濟不太依賴總體貿易，尤其是與西方的貿易。伊朗保守派當然希望，這將防止全球化伴隨的「文化入侵（cultural invasion）」。

但是，以技術專家統治為主的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改革思想並不想放棄開放經濟30年的努力，他們與許多私營企業一起接受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即有限的政府和自由企業是實現繁榮的唯一可行途徑。

技術專家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伊朗的經濟復甦是暫時的。

由於政府不得不印鈔來填補石油收入損失造成的預算缺口，里亞爾遲早會遭受嚴重的通膨壓力，同時，政府抵抗通貨膨脹的能力受到嚴格限制，這不僅是因幣值升值後導致就業反彈的競爭優勢。

改革派陣營認為，無論如何，在當前的制裁制度下，就業復甦不太可能維持一兩年以上，這也壓制了外國投資並阻礙伊朗獲得經濟重組所需的技術。2018年至2019年間，伊朗固定資本（歷史上平均為GDP的30％）降至GDP的14％，勉強恢復現有的資本存量。

伊朗政府竭力彌補目前的支出，卻無法彌補外國投資的損失，就私營企業而言，它面臨信貸緊縮，因為伊朗的銀行目前大多已資不抵債（insolvent）。

目前，伊朗正在努力擴大濃縮鈾的活動，這是對遺棄伊朗的國際社會進行的強烈反擊。

當川普再次實施制裁時，伊朗不應受到懲罰性制裁，因為它沒有違反核協議的條款，它已向世界展示不會屈服，伊朗希望在不承認美國指控的情況下，結束目前的僵局。

伊朗不是唯一可以做出選擇的一方。

西方領導人現在必須決定如何應對伊朗濃縮活動，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活動仍遠低於武器等級，笨手笨腳（ham-fisted）的制裁機構可能為伊朗帶來嚴重的困擾，但效力存在明顯侷限性。

此外，（制裁）強化了伊朗強硬派的立場，無助於溫和的改革派，這種趨勢反而加劇了制裁本應減輕的風險。

國際社會不僅要採取進一步的制裁措施（例如，透過聯合國重新施加懲罰），更應採取更細微的做法，指導伊朗走向更大的開放，而不是試圖使之屈服。

這樣的做法，不論在美國大選前或大選後，肯定能改善談判的前景。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an Iran Outlast Trum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