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馬宏

 

● 杜拜未來基金會主管

過去3年中，世界迷惑地看著英國退出歐盟（或稱「脫歐（ Brexit）」）倒數計時，脫歐可能對英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但是，從阿拉伯國家的角度，曠日持久的英國脫歐爭論並非是政治分裂的信號。

相反，只有像英國這樣政治深度成熟的國家，才有希望戰勝過去半世紀所建立的法律、商業乃至社會關係的大決裂。

阿拉伯世界自1948年以來，每10年都會發生一次重大的脫離英國事件：而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大決裂從未痊癒。

第一次是以色列建國及隨之而來的巴勒斯坦「脫離」猶太國，歷史上，巴勒斯坦大多都被放棄，巴勒斯坦人也註定要在未來幾十年中，生活在難民營，全體阿拉伯經濟消失，以色列則被它的阿拉伯鄰國所杯葛。

接著，在1952年到1970年，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治下的埃及實施了以進口替代為主的經濟國有化實驗，嚴重削弱了埃及與地區內其他國家的商業關係。當納瑟的繼任者沙達特（Anwar Sadat）在1979年與以色列簽署和平條約時，阿拉伯國家用經濟和政治抵制懲罰埃及。

與此同時，其他幾個阿拉伯領導國家，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都受到蘇聯經濟模式啟示，限制私人部門貿易和投資。和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不同，阿拉伯世界的蘇聯思維體制彼此之間並不進行貿易；事實上，其中部分國家如伊拉克和敘利亞，還彼此抵制。

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經濟沒有發生分裂或滑向閉關自守的時候，地緣政治也會帶來進一步的傷害。

1990年，伊拉克軍隊入侵並佔領了當時阿拉伯世界最有活力的經濟體科威特，剝奪了該國主權。伊拉克也因此受到了國際制裁，美國領導的部隊隨後解放了科威特。當然還有2003年，美國領導的聯軍入侵並佔領了伊拉克，這一決定讓地區秩序陷入一片混亂，並一直影響至今。

2010至2016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期間，該地區經歷了一系列加速的英國脫歐式事件鏈，多國（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葉門，最後是伊拉克）的示威者要求政權還他們自由，不少政權被打為非法。

與此同時，其他地區的政治對峙關閉了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的跨境商業往來，隔絕了卡達和波斯灣多國的商業聯繫，並在經濟上孤立了伊朗。

阿拉伯國家「英國脫歐」式的脫英來得毫無預警，談判、議會審議和媒體爭論動輒維持幾十年。

但這些自發的經濟災難的影響顯而易見。

事實上，多個阿拉伯國家沒完沒了的街頭示威、罷工和暴力表明，清算時刻可能已然到來，這場動亂可能產生阿拉伯之春2.0，但願這一次的焦點是繁榮而不是權力。

這顯然就是巴格達、貝魯特和地區內其他各大城市傳來的聲音，示威者要求政客退位，讓技術官僚來領導。

指望政策專家比專業政客更能治國固然可能失之天真，但阿拉伯人從小在不透明的政治制度中長大，對於影響到他們的生活的決策幾乎沒有影響力。

因此，阿拉伯之春2.0將點燃關於公民想要怎樣的經濟未來、他們如何與自己的政府互動，以及他們的國家與鄰國的關係的爭論。簡言之，在經歷了自身數十年沒有結果的「脫英」後，阿拉伯人需要討論英國選民自2016年全民公投以來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這意味著「決策流程將向全社會爭論和宣傳開放（opening up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society-wide debate and advocacy）」。

與本土技術官僚人才的廣泛合作可能產生會產生急需的政策創新家。儘管阿拉伯世界目前缺乏強勢且活躍的智庫式機構為專家觀點「包裝」（如同在嚴重危機期間影響其他國家命運者），但未來未必如此。畢竟，政策參與並不只有選舉和代表，也包括仔細分析、知情宣揚。

在《理想國》（Republic）中，柏拉圖（Plato）寫道，「哲學家，只有哲學家當上國王，才會有好政府（There can be no good government until philosophers are kings and the kings, philosophers.）」，與此同時，人們當然也無法保證阿拉伯技術官僚本身不會墮落為殘忍的政客。

例如，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曾經操縱科學論證大型社會改造工程，並殺害了數百萬人。

但如果不對公共決策進行一定程度的去政治化，將社會參與置於政治執行前，那麼，更多的阿拉伯國家「脫英」、以及漫長的經濟萎靡，都將是可預見的結果。

巴格達、貝魯特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要求參與式政治和公開爭論，他們的呼聲絕不可當作耳邊風。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Arab World Needs a Brexit Debat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