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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康庫尼

 

●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顧問

下面的敘述聽起來應該很熟悉：

數十年來，創新技術重塑了社會，並擴散到各個國家和地區，從根本上改變了生活的每個方面。然而，政治家們對新的挑戰卻反應遲鈍，他們把權力集中，追求更傳統、更習慣的控制手法，不管是傳統的中央集權制，還是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或者兩者兼有。

但是，科技持續的帶來變革，不可避免地重新整理政治、經濟和社會。

這個描述既適用於第一次工業革命，也適用於我們這個時代。無論如何，今天正在進行的科技革命浪潮，需要用一種新的建國理論（Theory of State）來描述。

在19世紀，社會、科學和經濟綜合因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創造了條件。但光只是過了幾代人的時間，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口增長迅速，收入增加，預期壽命大幅提高。在英國，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傳播媒體的一些進步，帶了更多的人進到政治場域。

像《衛報》和《經濟學人》這樣的報紙對於形成公共議題的辯論的影響越來越大。但這一時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危機，而不是冷靜分析和深思熟慮的結果。

民主化作為來自改革的產物，便會威脅新的改革的發生。

最初，工業革命帶來了極端自由放任政策，因為這是擁有土地的貴族維護其特權的最佳方式。直到自由黨的崛起，在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這樣的思想家指導下，團體運動才開始為普通公民追求到更積極的自由。這些進步力量，包括工黨的部分創始人，開創了一個激進政策制定的時代，最終催生了一種新的社會契約。

跟當今社會一樣，這個前期的時期的特徵是新舊、傳統與現代、開放與封閉體系之間的政治分歧。和現今一樣，最有效的政治運動是那些了解正在發生的變化的性質的運動。

科技再一次顛覆了長期存在的機構，繞過了傳統的守門人。那些能夠掌握當前革命動態並提供一種新的國家理論的人，將在政治上成為下一股巨大力量。

當今革命的核心來自一個通常被稱為「全球化」的進程。

人力、資訊、資本和貨物從未能如此容易地在世界各地流通，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新興的中產階級被視為「進口鳳梨市場需要征服的社會領域」，如今，無數的商品只需輕輕一點就能買到。

與此同時，已開放數位邊界的社會現在可以引入大量豐富的資訊，網路是促進新思想不斷產生、和豐富知識的想象空間。那些充分利用它的人將在未來的經濟中茁壯成長。

但是，和往常一樣，也存在代價。

網路也為極端分子和煽動者提供了一個散播不和和兩極分化的平台。在封閉的社會中，數位革命已經成為一股集中力量，為專制政權提供了更強大的社會控制手段。

面對快速的技術驅動的變化，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勢力都抓住了不同形式的不滿。

在右翼，主要的回應是民族主義，利用了許多人在極度不確定和失控時期從群體身份中獲得的安全感。左派最初是工業革命時期的勞工鬥士，現在則把焦點放在全球化所「拋棄」的工人身上。這種反應同樣陷入了典型的行為路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讓時間倒流，讓國家擁有更大的控制權，而不是追求現代化的改革。

在這個背景下，很少有政治家討論如何利用技術使社會變得更好，關於國家大小的爭論已過時，問題是現代國家是否夠靈活，在新經濟中促進創新、競爭和廣泛的繁榮。

為此目的，各國政府應圍繞已經在自行有機發展的新技術、文化和運作模式重新調整方向，他們應該在教育、衛生保健和氣候政策等領域探索創新的新途徑。不論如何，人工智能即將被廣泛採用，政策制定者將不得不解決有關數據治理、隱私和監管的棘手問題。除了稅收、支出和既有的監管之外，現有的公共服務體系還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

這個願景反映的不是科技烏托邦主義，而是有條件的樂觀主義。

應該相信人類智慧的力量能夠改善社會，我們應該鼓勵進步的領導人把科技議題放在政治規劃的核心，以表明他們支持現代化，而不是緊縮或回到歷史上已經耗盡的想法。

第一次工業革命告訴我們，科技的力量最終掌握在人的手中，它所釋放的能量不應被抑制，反而該被引導至建設性的方向，最先適應的國家將最能塑造未來。

（翻譯：陳怡安，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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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State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