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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斯科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任教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

賽斯佩德

 

● 智利前經濟部長

在智利（Chile）首都聖地牙哥（Santiago），一條全新、由私人部門建造的城市高速公路出口坡道旁的一個巨大噴墨寫著：「馬克思是對的！」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產生了矛盾，正如塗鴉所說的。

近幾個月來，既是智利民間憤慨的春天，也是冬天：既有和平的遊行和抗議，也發生了大量搶劫和暴力。

在香港（Hong Kong）和伊朗（Iran）、哥倫比亞（Colombia）和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厄瓜多（Ecuador）和秘魯（Peru）、伊拉克（Iraq）和黎巴嫩（Lebanon）、蘇丹（Sudan）和辛巴威（Zimbabwe）也是一樣。

儘管這些國家存在多樣性，且動亂起源於當地事件，專家和媒體的說法漸趨一致：如評論網站《對話（The Conversation）》充滿信心地斷言道：「在對日漸加劇的不平等的憤怒驅動之下，2019 年是全球動盪的一年， 2020 年可能會更糟（2019 was a year of global unrest, spurred by anger at rising inequality – and 2020 is likely to be worse）。」

《衛報》（The Guardian）補充：「並非所有的抗議活動都是由對經濟的不滿引起的，但貧富差距的擴大尤其使許多年輕人變得激進（Not all the protests are driven by economic complaints, but widening gulfs between the haves and have-nots are radicalising many young people in particular）。」就連穩重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也表示贊同：「智利的不平等點燃了動盪的火焰（Inequality in ‘stable’ Chile ignites the fires of unrest.）。」

然而，其中許多國家長期以來都不平等，經濟環境也沒有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時那麼糟糕。

那麼，為什麼人們現在走上街頭呢？

如果注意到，正在美國（United States）與英國（United Kingdom）國內不平等上升之際，拉丁美洲（Latin America）的不平等正在迅速下降，這個謎團就更為難解了。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現在每個爆發抗爭的拉丁美洲國家，在2007至2017年間，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收入分配指數，0代表完全平等和100個絕對不平等）都下降了，其中玻利維亞（Bolivia）和厄瓜多爾下降8個百分點或更多。

馬克思所強調的發展，以及必然隨之而來的矛盾，在這裡提供了必須的説明。

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回憶道，他們驚歎於資本主義「不斷的生產革命（constant revolutionizing of production）」，但也指出這意味著「不斷地擾亂所有社會條件，以及永遠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感（uninterrupted disturbance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everlasting uncertainty and agitation）。」

想想高等教育。近幾十年來，巴西（Brazil）、智利和厄瓜多等許多新興經濟體的大學入學人數激增，土耳其（Turkey）、黎巴嫩和香港是如此。隨著具備技術的勞動力供給的增長超過了需求的增長，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與其他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了。不同衡量標準下的收入不平等因此下降。

更多的教育，更好的技術，更少的不平等——有什麼不好？

沒什麼，除非你屬於過渡中的一代。過去25年來上大學的年輕人最後的收入低於他們預期——他們去的往往是新成立的機構，標準不及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但還是收取高額費用。這一代成為受過教育、負債累累、還常常怒氣沖沖的青年男女。

此外，正如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提醒我們的那樣，在長期和平與繁榮之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激增，往往也與大規模街頭抗議同時發生。教育使你注意到不公正的對待，而繁榮意味著抗爭不會危及你的生計。它發生在1960年代的歐洲（Europe）和美國。現在則受益于行動裝置和社交媒體，在全球發生，且比以往更為快速、激烈。

或者想想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

窮國的定義是生產資本稀缺、信貸市場疲軟，意味著不能借入資本使企業成長。因此，最好的發展政策要儘早保持低工資和低稅率，以便讓企業能夠利用其利潤來推動投資和增長。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伊茨霍基（Oleg Itskhoki）和莫爾（Benjamin Moll）最近證明的，即使制定政策者（policymaker）只關心工人的福利這依然成立，隨著資本積累，工人也會從生產率和工資的提高中獲益。

但1%的人不可能永遠搭便車。伊茨霍基和莫爾終究認為，再分配勝過積累。到那時，1%的人必須學會接受較低的利潤和更高的稅收——除非他們選擇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來對抗這種變化。

這正是許多新興經濟體中發生的事。

從南韓（South Korea）到新加坡（Singapore），從墨西哥（Mexico）到智利，極度貧窮的國家在低稅收的環境中繁榮起來。但政治因素可能導致其中一部分的國家太晚開始重分配。拿墨西哥來說，它是一個中高收入國家，但稅收卻只占GDP的16%，不到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平均水準的一半。

在智利，比例是21%，但這已經停滯了近10年。這樣的情況不僅導致正崛起的中產階級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險，也使創新和基礎設施方面支出的短缺，進而使得經濟搖搖欲墜。結果可能是社會動盪，這種動盪在智利已經發生，一旦墨西哥新政府的蜜月期結束，也可能發生。

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的成功將導致自身失敗的第3個例子是競爭政策（competition policy）。經濟學家阿塞莫格魯（Daron Acemoglu）、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2006年一篇有影響力的論文中勾勒出這個週期。

當一個國家相對貧窮時，允許公司壟斷租金將在不損害創新的情況下加速資本積累，因為公司只是採用從更先進經濟體進口的技術。但是，一旦國家逐漸繁榮起來，並進入世界技術前線，就需要創新才能進一步發展，而創新又需要競爭。

重點是：成功的新興經濟體若想保持成功，就應採取積極的反壟斷政策。

墨西哥和智利等國家已經開始。但代價是：更嚴格的新標準將揭露無止境的串通醜聞，這些醜聞將佔據頭條新聞，並在更多競爭激勵創新和提高收入以平息眾怒之前，激起公眾的憤怒。成功打擊壟斷的代價可能是更多，而非更少，的街頭示威。

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聲稱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自身的矛盾，他們還總結，只有透過「強行推翻所有現有的社會條件（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才能克服這些矛盾。

目前抗議者的浪潮還沒有推翻太多（除了被發現在選舉中做了手腳的玻利維亞總統），應該由政府儘快進行改革，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錯的。

（翻譯：翁儷庭，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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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Was Marx Righ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