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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

 

• 新聞自由（Free Press Unlimited）總監

2015年的1月，塞德（Saïd）和冠瓦奇（Chérif Kouachi）衝進了法國諷刺漫畫雜誌《查理周報》（Charlie Hebdo）位在巴黎的辦公室，在持續僅數分鐘的這場「惡夢」中，殺死了12人。

自此，成千上萬的人在法國和其他地方遊行，為記者被謀殺而聲援。

對於歐洲人來說，查理周報殺人事件是對本土記者的首次大規模襲擊，#JeSuisCharlie（我是Charlie）成為有史以來討論度最高的推特標籤之一，「新聞自由」的理念在社交媒體上流行。

自那時開始，捍衛新聞自由的鬥爭已打響，但公眾的動員只是曇花一現，包括查理周報襲擊案也是如此。

2019年1月，雜誌的工作人員在社論中抱怨公眾不再希望聽到有關槍擊事件的消息，據報導，他們甚至被告知：也許你們應該從這次事件中走出來！

公眾這種顯然的冷漠與許多人認為的《查理周報》所代表的理念有很大關係：用可能會激怒他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自由。

在過去的5年中，這種自由受到了更大的壓力。

在針對表達出不一樣或「麻煩」觀點的新聞記者時，這一趨勢體現得很明顯，他們每天都受到針對道德品質的攻擊，這些攻擊甚至來自於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曾多次提到批評他的記者是「人民的敵人（enemy of the people）」。

2年前，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捷克總統澤曼（Miloš Zeman）揮舞著刻有「給記者（for journalists）」字樣的AK-47槍枝複製品，如此放任的行為，領導人們攻擊新聞人士變得正常化。

媒體界也受到很大的打擊。

據「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組織的報導，2019年全球有49名記者因工作而被謀殺，過去5年的平均數字更高，每年平均81名記者遭殺害。

此外，被任意拘留的記者人數2019年增加到389人，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受到的威脅，尤其是對女記者的威脅，每天都在發生。記者們還經常遭到毆打，遭到催淚瓦斯的襲擊或設備被搶劫。

對記者的暴力行為等同對民主不可或缺支柱的攻擊，只要這些攻擊持續下去，就根本不是「走出來（time to move on）」的時候。

相反，現在是歐盟領導人清醒過來並更加保護處於危險中記者的時候了，應該在整個歐洲實施類似荷蘭PersVeilig倡議一般的舉措，在此倡議中，警員、檢察官、新聞工作者工會和編輯共同合作打擊針對新聞工作者的暴力行為。

必須對口頭攻擊記者的政客追究責任，媒體們應做更多，來表達與競爭對手在這一問題上的團結。

更普遍的問題是，我們迫切需要提高公眾意識，並加強對新聞價值的公共辯護，近年來也有相關成功的例子。

斯洛伐克的記者庫恰克（Ján Kuciak）和馬爾他的加莉琪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遭謀殺，分別引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迫使這兩國的總理辭職。

此外，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卡拉瑪德（Agnès Callamard）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謀殺的調查，也提高了外界對沙烏地阿拉伯領導人犯罪行為的認識。

這些案例需要並應得到長期關注。

但是，誰又聽說過來自墨西哥的記者薩拉比雅（Norma Sarabia）或者菲律賓的記者迪宗（Eduardo Dizon）呢？他們也為了記者事業而付出了生命代價。

奈及利亞記者阿比里（Jones Abiri）2019年第二次遭以重罪指控入獄，最近尼加拉瓜的一位攝影師告訴我們，他暫時不再擔任記者這一角色，因為這意味著每天都要冒著生命危險。

誰來為這些鮮為人知的人物發聲？

司法系統應針對襲擊新聞工作者的訴訟列為優先事項，但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通過的一系列相關決議，卻收效甚微，改變司法不作為的更好方法，是建立一個國際授權的調查委員會，此委員會還將協助解決數百起因職業工作而被殺的新聞記者的殘忍案件，為它們掃清障礙。

每年都有數十名新聞記者遭謀殺，九成的案件中，罪犯可免除牢獄之災，只要存在有罪不罰的現象，殺死記者對於罪犯來說就是值得的。

5年前，人們都為《查理周報》發聲，今天，讓我們也為之後被殺害的數百名記者站出來吧！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Demonization of Journalists Must En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