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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畢尼

 

● 義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特約編輯

選民壓迫（voter suppression）現象首先於1885年至1908年間出現在美國，當時南部11個州制定了旨在阻止、妨礙奴隸及其後代參與投票的法律。

從那時起，加拿大、澳洲、以色列都嘗試過類似的策略，而今選舉歧視或許已蔓延到歐洲，部分歐盟成員國正在探索各種手段來禁止、阻撓某些主要選民群體投票。
 

據正式統計，大約有1700萬歐盟公民在另一個歐盟國家工作和生活（歐洲內部移民的實際總數肯定更高）。這些歐盟內部移民中的大多數人要較歐洲平均年齡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並且來自更容易滋生民粹主義的經濟較弱勢國家。實際上許多人之所以移民正是因為他們自身存在更多的親歐盟、國際化的傾向，然而這些人的聲音卻很少能得到傾聽。

這種情況絕非偶然。

義大利、匈牙利、波蘭和希臘的投票模式各自展現了僑居歐盟其他國家的民眾政治權利受到侵蝕的程度，那些抵制自由權利的執政黨知道這些散居在外的群體可能會在選舉中反對它們，並因此避免鼓勵或採取積極步驟去阻礙其政治參與。

以匈牙利為例，匈牙利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一方面想方設法阻撓更可能反對他所在黨派（青年民主聯盟）的西歐匈牙利僑民參與投票，另一方面則簡化其它親青民盟地區匈牙利人的投票程序。

青年民主聯盟2010年上臺後，許多匈牙利裔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人（其中很多人從未在匈牙利定居過）都獲得了公民權和選舉權，所謂的西方匈牙利人則被禁止郵寄投票，只能前往當地匈牙利大使館或領事館。外地匈牙利公民占了選民總數的4％以上，但在上屆大選中只有不到15％的人投了票。
 

原因很簡單：可供使用的境外投票點太少。

奧爾班政府僅在德國開設了4個投票點，英國3個，義大利和法國分別有2個，在愛爾蘭只有1個（該國有9000名匈牙利公民）。許多僑居外國的潛在選民無法或不願走幾百英里再排隊等幾個小時投票。

對此，布達佩斯政治資本研究院的拉斯洛（Róbert László）指出：「鑒於（奧爾班）政府在維持國外不同國民群體之間投票歧視方面的頑固做派，我們可以假設決策者已經意識到簡化西歐僑民群體的投票程式將對反對派有利。」

這項評估似乎是準確的。

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親歐洲中間派政黨動量運動（Momentum）得到了匈牙利總體投票數的9.9％，但在海外選民中拿下了29％的支持率，與此同時青年民主聯盟在海外選民中的支持率則比全國得票率低11%。

義大利的數據也展現出了類似趨勢。

在2019年的歐盟選舉中，親歐盟的義大利民主黨在英國義大利選民中的支持率，幾乎是義大利本地選民的2倍。同時走右翼民族主義路線的義大利聯盟黨在居英義大利選民中只獲得了11.6％的選票，遠低於國內得票率（34.3％）。

旅居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義大利選民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

但問題在於，只有很少一部分海外義大利人真去投了票，在義大利2018年大選中，前5大義大利選民居留國的選民投票率約為30％，義大利國內選民的總體投票率則為73％，在歐盟選舉中，160萬符合資格的義大利國外選民中只有7％投了票，義大利人整體投票率為54％。

因此如果國外選民的投票率與國內投票率等同（假設票數分配率也一樣），雖然右翼民族主義政黨（義大利聯盟黨和義大利兄弟黨）仍將獲得最多的選票，但它們相對於進步派親歐盟政黨的領先優勢將減少1.5個百分點。

類似的情況也會出現在波蘭2019年10月的大選中。

該國執政黨、歐洲懷疑派法律與正義黨贏得了眾議院43.6％的席位，親歐盟政黨聯盟緊隨其後，獲得27.4％的席位。然而這些比率在波蘭僑民中間顛倒了過來，親歐盟政黨聯盟以38.95％比24.9％擊敗了法律與正義黨，而實際上只有1/7的海外波蘭選民投票。如果海外人士和國內投票率相等（並假設票數分配相同），則法律與正義黨的領先優勢將縮小1.2個百分點。

在長期債務危機導致希臘將近50萬人（相當於總人口的5％）外移後，這類選舉動態在該國變得更加明顯。在2019年初，關於如何放寬對這「人才流失一代」的投票權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但當時的執政黨激進左翼聯盟最終否決了改革。

結果是只有2.9％的合資格國外選民參與了歐洲議會選舉，參加該國7月份大選的比例也僅僅多了一點點。激進左翼聯盟雖然最終下臺，但其選舉謀劃是正確的：它在國外選民中的支持率明顯較低。

當然，並非所有歐盟內部移民都是親歐洲的；這些人的選票也不會永遠流失。

倫敦地區的拉脫維亞人的自由化傾向往往比生活在英國週邊地區的拉脫維亞人更高，在2014年羅馬尼亞總統大選中，羅馬尼亞國外選民實際上全體動員了起來將勝利交給了自由黨的伊奧漢尼斯（Klaus Iohannis），逆轉了投票率偏低的趨勢。
 

但是這種例外僅僅證明了一個法則：隨著歐盟內部移民人數的增加，在國家和歐盟級別的選舉中外國選民的選票將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於奧爾班這樣的反自由主義領導人來說，對更加自由化選民的阻隔迄今為止都被視為一道安全閥。

根據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經典政治參與模型，民粹主義者會告訴我們這些選民選擇了「退出」而非「發聲」或「忠誠」。

由於對選民壓迫威脅的認識才剛剛萌芽，民粹主義者將繼續利用過時的體系來發揮自己的優勢。

同時，公民協會組織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來幫助外國僑民進行登記和投票，例如透過提供前往投票點的運輸工具和安排輪候投票的系統，但是從長遠來看，歐盟國家將需要更多地合作以保證所有符合條件的歐洲人都能行使投票權。

這不僅意味著要使提供可供投票的公共設施，而且要表明它們正在採取這樣的步驟，來更廣泛地擁護民主原則。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Voter Suppression Comes to Europ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