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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斯科

 

● 智利前財政部長

● 任教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

當今「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受到了很多責難，它通常與「菁英（elites）」送作堆，例如在大都會菁英中，他們早上喝卡布奇諾，晚上喝黑皮諾（pinot noir），飛到達沃斯（Davos）這樣的地方，並從數位革命中受益匪淺。

從前，反世界主義是反猶太主義的代名詞，如今，世界主義者則是英國前首相梅伊（Theresa May）口中的「無根公民（citizens of nowhere）」：這是那些依然堅定紮根於地區的貴族公民論點，這些地區據說正受到無情的世界主義者推動全球化的攻擊。

這種敘述只有一個問題：它極具誤導性，同時出於政治原因，這種混淆對世人意義深遠。

正如哲學家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在她引人入勝的新書《世界主義傳統》（The Cosmopolitan Tradition）中提醒的，當被問及來自何處時，希哲第歐根尼（Diogenes）回答：「kosmopolités」，意即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

第歐根尼是希臘人，但拒絕定義自己的血統或地位，努斯鮑姆因此強調，透過稱自己為公民，第歐根尼開啟了「一種政治或道德上的政治態度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著眼於人類無法以血統、地位、階級和性別的標誌分開我們。」

因此，世界主義是關於平等（equality），這與普遍的敘述相反，意義在於透過使平等的普通人（即共同的人性）來精確地定義自己，而非透過就讀菁英學校、從科技股中賺很多錢，還是能否參加達沃斯會議來定義，不是什麼高貴的理想。

世界主義也反對階級制（ hierarchies），而不是像現代刻畫那樣擁抱階級制，有一天，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站在安靜坐於陽光下的第歐根尼面前，亞歷山大說「你想要什麼？（Ask me for anything you want）」第歐根尼回答「別擋住光（Get out of my light.）」。

努斯鮑姆對此得到許多起發，認為除非人性尊嚴被階級和親疏分別的虛假主張所掩蓋，否則光彩照人。

從華沙（Warsaw）到華盛頓（Washington），從巴西利亞（Brasília）到布達佩斯（Budapest），再到馬尼拉（Manila）到孟買（Mumbai），世界目睹了（極權）民族主義（（authoritarian） nationalism）的復興。

這種復興的道德基礎應該是捍衛一般男女，防止來自無論外國人、移民、無根世界菁英等其他人的襲擊，但實際結果卻是種仇恨文化（a culture of hatred，例如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形容白人至上主義者是「非常好的人（very fine people）」），縮減了公民自由（例如印度穆斯林面臨的國籍障礙）以及削弱、徹底破壞民主機構（如匈牙利和委內瑞拉）。

現在該是反擊的時候了。

但是不能由技術專家來反駁，全球化增長潛力的統計數據將不具說服力，提出的反駁論點必須是道德的，這也是世界主義的重點。

左翼民粹主義者喜歡聲稱他們擁護平等，但是，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從全人類平等的尊嚴開始便可以像任何人一樣全力以赴捍衛平等。

希臘犬儒主義者（Cynics）和斯多葛主義者（Stoics）沒有，但從西塞羅（Cicero）開始，一直到羅爾斯（John Rawls）、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和努斯鮑姆，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傳統強調正義同時也需要「物質援助的職責（duties of material aid）」。

要讓一個貧窮的孩子實現人類的潛力，就需要基本的平等來獲得營養、保健和教育機會。

平等不是自由的敵人，而是自由的伙伴，這就是世界主義自由主義可成為左翼民粹主義言論有力解毒劑的原因。

相比之下，右翼民粹主義者時常聲稱對國家的熱愛，但是在這裡，世界主義者也可以擊退右翼民粹主義者，努斯鮑姆強調，人類之愛與國家之愛兩者間不存在衝突，相反的，正如她在較早出版的《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一書指出的，熱愛一個國家的民主傳統和體制，對於保持政局穩定、保障所有人平等權利和尊嚴，至關重要。

現代政治不可避免地走向「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唯一涉及的是政客如何構建他們所呼籲的民族認同，右翼民粹主義者呼籲建立在「血統和土地（blood and soil）」基礎上的特性。相比之下，自由主義者之所以熱愛自己的國家，並不是因為民族或種族優越感作祟，而是代表著崇高的普世價值。

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自稱是法國的愛國者，因為法國向世界輸出了「自由、平等和博愛（liberté, égalité,and fraternité）」。他在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身上找到共通點，杜魯道喜歡說包容多樣性是加拿大精神的全部內容。

在荷蘭，綠黨的年輕黨魁克拉維爾（Jesse Klaver）在電視上告訴民粹主義者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是右翼的仇外心理而非移民破壞荷蘭傳統時，一舉成名，克拉維爾解釋，幾個世紀以來，荷蘭人始終主張自由、寬容和同情。

這些都是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謂憲法愛國主義的例子（其他人稱之為公民愛國主義），是的，世界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對愛國主義並不感到陌生。

早在1945年，歐威爾（George Orwell）就解釋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間的區別：「透過民族主義……我的意思是將自己與國家或其他單位相提並論的習慣，置於善與惡之上，並承擔除民族義務之外的其他職責來增進利益，透過愛國主義，我指的是獻身於一個特定的地方和生活方式，人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又不想強迫他人」。

民族主義是有毒的；愛國主義不會，最好的愛國主義是基於自由、尊嚴和相互尊重等古老價值觀的，為什麼不稱之為自由主義愛國主義（liberal patriotism）呢？

自由主義者並非很少或根本不關心同胞的菁英主義者，他們是理想主義者，對國家的熱愛始於對全人類平等尊嚴的根本承諾，目前被民族主義反對者籠罩的世界主義自由主義應不加思索地與第歐根尼一起說「別擋住光（Get out of my light.）」。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n Defense of Cosmopolitan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