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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勒親王

 

• 約旦王國親王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協議的美國和平協議具有房地產交易的所有特徵，這不足為奇。所謂的「世紀交易（Deal of the Century）」顯然不包含成功解決衝突的任何要素，包括交談和傾聽，調和核心利益以及大多數人可以支持的妥協解決方案。

當對話中最重要的伙伴巴勒斯坦人僅因缺席就如此引人注目，更因無法滿足的要求被迫離開會議室，該怎麼辦呢？

在庫許納（Jared Kushner）2018年5月發表看似令人讚許的言論後不久，記者菲斯克（Robert Fisk）就庫許納的計劃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在追求人類最崇高和平後，在經歷了3場以阿戰爭造成數萬巴勒斯坦人喪生，以及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後，庫許納真的相信巴勒斯坦人會為了金錢接受協議？

憤世嫉俗者可能會與阿拉伯籍英國裔的道伊爾（Chris Doyle）得出結論，即：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間的和平不是選項，只是巧妝（peace between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is not a consideration. It is just cosmetics）。

當然，美國政府的早期行動（包括支持以色列的西岸屯墾區，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以及削減對聯合國救濟和工程局（為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支持）的資金）當然也表明了這一點，正如中東和平基金會主席佛莉蔓（Lara Friedman）在2018年所說，很明顯的，首要目標是透過將巴勒斯坦難民定義為不存在，成為主動消失的問題。

庫許納的提議也一樣。

他的提案放棄了國際法和聯合國安理會眾多決議的所有思考，而是建議巴勒斯坦人交出最肥沃的土地換成沙漠，接受一個楔形領土，領土由橋樑和隧道相連，幾乎完全隸屬於以色列。

這是對巴勒斯坦人尊嚴的冒犯，更甭提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和願望。同時，對耶路撒冷命運及對聖地歷史性主權的恐懼，勢必引發全世界穆斯林的關注。

在我的一生中，中東地區危機始終是家庭問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以色列的首任總統魏茲曼（Chaim Weizmann）與我已故大叔費薩爾一世（Faisal I）的會晤中，討論的是此區的阿拉伯聯邦國家，讓猶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能獨立共處。

這是我祖父所擁護的願景，基礎是對人類尊嚴願景不可撤銷的承諾，這意味著多元化和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這是種開明的願景，以強烈的道德信念為基礎，但它也是結構主義的願景，1970年代，以色列外交部長埃班（Abba Eban）甚至稱為中東的荷比盧。

必須承認，約旦在給予巴勒斯坦人國籍時，是基於對巴勒斯坦人的信任，並且確寶自決權未受損害或否認。很難想像，如果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一世（King Abdullah I）和後來的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兩位偉大的和平締造者當初若都沒有因信仰而遭暗殺，結果會有什麼不同？

我回想起1994年約旦與以色列達成和平條約後那段人心激動的日子，當時人們充滿了希望。

今天聽來難以想像，但是那時的善意使已故胡笙國王（King Hussein）募集約 1000萬美元的電視轉播費，並向波士尼亞（Bosnia）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為此，我們一同搭乘飛機，我也主持了與波士尼亞人、穆斯林、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和以色列代表一同出席的記者會，所有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對彼此感到特別溫暖。

這是巴爾幹的和平，也是中東的和平。

隨後令人失望的原因是雙重的。

首先，從來沒有一種機制可以延續這種有遠見的想法，其次，儘管約旦確實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但這仍是冷淡的和平，因為尚未改變人們的態度並使他們參與這一進程奠定基礎。

因此，冷淡和平尚未發展成溫暖和平，溫暖和平可超越各個策士，將所有人拉攏在一起。

25年後的今天，這個目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遙遙無期，庫許納的提議也無濟於事。

他曾在2018年說，在戰略上有時必須冒險打破局面，才能到達目的地，這種粗魯的情緒，與法國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和俄國列寧（Vladimir Lenin）的呼應，違背了對局勢的理解，破壞為中東地區實現良善目標所做的一切努力。

就在上周，我們聽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倖存者的感人見證：「世界不一樣了（Where was the world?）」，我不得不問同樣的事情：在未來數周和數月之內，巴勒斯坦人的世界將會怎樣？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ere Is the World for the Palestinian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