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約
●國際經濟學家
●作家、多家跨國公司董事
●曾被《時代》雜誌選為「百大最有影響力的人」
上月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指稱,歐洲需要在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這代表在某些領域「有需要時必須採取行動」。但究竟涉及哪些領域呢?若想回答這個問題,歐盟需要明確——並且令人信服地闡釋——它能為世界各國提供什麼。
尤其是在全球權力動態迅速變化的時候,口號是說來容易做來難。在范德賴恩演講當晚,我向一位歐洲商業領袖和一位前任高官提出這一問題。兩者都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
世界其他主要大國代表不會面臨同樣的掙扎。美國是創新和技術領域的領導者,而且金融市場既龐大且全面。它還擁有全世界最強的軍事力量,幾乎可預見未來保障了美國擁有全球首要地位。
就中國而言,它已經成功扮演平衡美國強大經濟和政治實力的力量。中國主要是憑藉著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關鍵位置,而且逐漸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國。這樣的軟實力攻勢包括一帶一路計畫等雄心勃勃的跨國基礎設施項目,已經為中國贏得許多友邦,但同時也引發人們擔心,認為將與現任霸主不可避免地展開軍事對抗——這是一種被外界稱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現象。
但當今歐洲似乎無法確定其全球角色。英國已正式退出歐盟。不斷上升的民粹主義正在製造嚴重的兩極分化、癱瘓和內部壓力,導致歐盟本身能否存續都成了變數。而且投資者已經注意到:該地區股票市場過去20年來一直表現不佳,顯示人們對歐盟集團的長期前景是缺乏信心的。
但就此摒棄歐洲仍為時過早。在我看來,歐盟可以在4個關鍵領域樹立自己的全球角色。
其中最重要也最明顯的就是貿易。世界銀行資料顯示,後脫歐時代的歐盟仍擁有近4.5億人口,而且約為3萬6000美元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足以令其引以為豪。它因此仍然是極為理想的交易夥伴。
歐洲可以領導的第2個領域是法規,尤其是科技龍頭(Big Tech)方面。在諸多方面,歐洲已經成功確立了監管先驅的角色。例如,2018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提供歐盟居民對個人資料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資料隱私規則領域裡設立一套全新準則。在國家層面上,法國的誹謗和隱私法非常嚴格。
不可否認地,強勢監管是否限制創新和經濟活力是有疑問的。例如,一般資料保護規範可能被視為負擔過重,進而破壞投資和成長,尤其如果涉及中小企業。但隨著公眾對科技龍頭懷疑越來越強烈,歐洲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便是既關鍵又有依據。
歐洲可以扮演全球重要角色的第3個領域是美中之間的競爭。修昔底德陷阱——已經在美中貿易和技術戰中顯而易見——並不一定非得導致軍事衝突,特別是如果歐盟能夠扮演某種裁判的角色,幫助決定這兩名重量級選手接觸的管道和方法。想要成功,歐洲不僅需要引導經濟問題,比方說持續進行的貿易戰,而且還需要協助解決美國民主資本主義與中國國家主導模式之間更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衝突。
為此,歐洲必須在第4個領域發揮其獨特的能力:捍衛西方價值觀,尤其是個人經濟和政治自由。許多國家已經將中國模式——避開競爭性選舉並授予政界對經濟重大控制權的模式——視為一種替代性的發展道路。歐洲有責任突顯這種方法的缺陷,並同時為自由民主價值觀辯護。
我們有理由希望歐盟就像范德賴恩所敦促的那樣,「有需要時必須採取行動」。事實上,她的達沃斯宣言,宣告歐洲政治領袖已經在幾年前達成了共識——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例如,馬卡洪在其2017年就職演說中承諾 要「重振」歐盟,而且從那時起就一直在強調必須恢復進步精神。
是時候將這種承諾轉化為行動了。世界正面臨巨大的經濟阻力,包括中美之間的競爭、快速技術變革、已開發經濟體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以及不斷惡化的社會流動性和環境。歐洲可以協助世界克服這些困難。但首先,必須先認清這些困難,並明確指出如何解決。
(原標題為《What Does Europe Have to Off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