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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 中國經濟學會前會長

●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

始於中國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現已統一稱為COVID-19）爆發已遍及全境，並超出了國界，中國各級政府都爭先恐後地限制人與人間進一步的傳播。

擁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市正處於封鎖中，春節假期後，許多省份延後了非必要企業的業務，居民仍留在被路障包圍社區的家中，中國許多城市間、省際交通都已停止。

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建立了非法檢查站，防止運載工業產品和材料的車輛進入轄區內的工廠。

顯然，疫情爆發、圍堵疫情的相關非常規措施嚴重打擊了中國經濟。

還沒有人知道中南海什麼時候會克服疫情、以及最終對經濟造成的損失，但面對國家緊急狀態，中國人民再次表現出了勇氣和團結，毫無疑問，中國將贏得這場打擊COVID-19的戰鬥。

2003年春季，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病毒襲擊中國經濟時，所有人都對疫情可能造成的經濟影響感到悲觀，但當疫情獲致有效圍堵時，經濟便迅速反彈，當年經濟成長率最終仍到達了10％。

鑑於國內外經濟條件的不樂觀，這次中國就沒那麼幸運了。

因此，在致命的新型冠狀病毒仍然肆虐的情況下，中國當局必須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

決策者應該以三種方式應對當前的危機。

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他們的頭等大事必須是圍堵疫情，由於市場在緊急情況下無法正常運行，因此國家必須發揮決定性作用。

幸運的是，中國的行政機構運轉良好。

目前，最嚴重的經濟障礙之一是地方政府造成的交通中斷，在認知到地方官員對防疫的合法做法同時，中央政府現在必須進行干預，以促進人員和物資的順暢流動，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供應鏈中斷。

其次，政府應設計出幫助企業度過危機的方法，尤其是中小型服務公司，中央政府應謹慎行事，以免造成不當的道德風險，同時應削減稅收，減少收費並慷慨地補助遭受重創的企業。

中南海還應該考慮設立保險基金，以便整個社會能夠承擔與企業病毒相關的損失。

此外，商業銀行應努力確保預防流動性短缺，包括將貸款轉給陷入困境的企業，並允許它們延後還款，此外，決策者可能還需要關注市場對企業不友善的措施，例如針對性的貸款和道德勸說，以引導金融資源的分配，並放鬆部分金融法規。

第三，即使財政和貨幣政策本身並非旨在抵消供應衝擊的負面影響，中南海也應採取更具擴張性的做法，中國人民銀行應繼續盡可能降低利率，並向貨幣市場注入足夠的流動性。

儘管通貨膨脹因供應鏈中斷而上升，但此時收緊宏觀經濟政策將適得其反。

同樣，中南海不太可能在COVID-19疫情控制住前啟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但由於與流行病有關的支出增加和稅收減少，中央政府總預算赤字仍可能會增加。

在控制病毒傳播的努力中，政府不應過於擔心預算赤字是否超過GDP的3％。

無疑，與新型冠狀病毒的鬥爭將耗資巨大，並將扭轉中國在控制金融風險方面的所有努力，但目前，與債務、通貨膨脹、資產泡沫有關的任何潛在問題都是次要的。

一旦整體局勢平靜下來，決策者才有餘力擔心其他事情。

2019年底，我的論述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引發了激烈的辯論，認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不應讓GDP的年成長率降至6％以下，因為對經濟放緩的預期是自我實現的。

鑑于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我承認必須重新考慮6％的成長目標。但，即使新型冠狀病毒將2020年的中國經濟成長率拉低了一個百分點，這也不會對人們的預期產生負面影響，因為經濟放緩是外部衝擊的結果，不是經濟內在的弱點。

中國決策者最緊迫的挑戰不再是如何刺激總需求，而是如何確保經濟在不損害與COVID-19的鬥爭前提下盡可能正常地運轉。

疫情遲早將被控制，中國經濟也將恢復正常的成長路徑。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實現適當的成長水平的問題將再次被提出討論。

放寬立場的理由仍然適用，實際上，為了補償COVID-19爆發所造成的損失，中國當局可能不得不採取比我（和其他人）先前建議的更大的擴張政策。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Economic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