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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

 

● 開放社會基金會榮譽主席

在全世界對目前引發全球恐慌的新型冠狀病毒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一位叫李文亮的武漢市眼科醫生注意到患者身上的異樣。

他們似乎感染了一種陌生的病毒，這種病毒與17年前肆虐中國的SARS疫情相似，幾天後，34歲的李文亮因為在社群中警告了部分醫生而遭中國警方傳喚，強制他簽署交代「發佈錯誤評論」、「擾亂社會秩序」的筆錄。

如今，李文亮已不幸去世，成為他發聲警告病毒（現稱為COVID-19）的受害者。

李文亮之死，以及後續曝光讓COVID-19吹哨人噤聲的中國措施引起了全球憤怒，理應如此。如果政府更關心保護公眾健康而不是禁止令人不安的消息，或許就能阻止病毒傳播。

目前，COVID-19在中國已傳染逾7萬7000人，2500餘人死亡。

但這絕非中國第一次因為禁止言論自由而導致致死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2002年SARS疫情開始時，中國相關部門一開始也是試圖隱瞞。

幸運的是，當時《財經》週刊創始人、執行董事胡舒立相對較快地曝光了官員的盤算，她瞭解北京患者出現神秘的發燒症狀，便派出記者前往醫院採訪醫生。

《財經》的報導迫使中國領導人公開承認了SARS這是控制疫情的第一步，儘管如此，到SARS疫情被圍堵時，這種病毒已在全球傳染了8000多人，造成近800人死亡。

但中國打壓言論自由還有更嚴重的公共衛生後果，它也讓當初毛澤東「大躍進」政策所造成的災難，演變為中共1949年執政以來中國最大的危機。

1958年，毛澤東決定為了實現迅速工業化，應強制農民結成公社，讓他們完成其他國家依靠機器和工廠所完成的工業任務。例如，數百萬人用後院的小高爐大煉鋼鐵，以熔化農具為原料。

大躍進將勞動力分散到非常低效的小規模工業，導致農業生產停頓，糧食嚴重短缺，饑荒在1960年大躍進結束後仍在繼續。

據中國記者楊繼繩的報導，基於20年的研究，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權威研究，指出1958年至1962年間因饑餓而死亡的中國人不少於3600萬。

和COVID-19一樣，關於大躍進的災難性後果的重要資訊從一開始就被壓制。

起初，中國政府相關部門不瞭解正在農村開始的災難，因為地方官員不願披露可能被毛澤東批評的資訊。

但即便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瞭解到饑荒後，他們仍然保持了沉默，沒有求助外部援助，「維護毛澤東的名譽」才是最重要的工作，由於當時中國在國際上處於極端孤立的狀態，除非中國主動說，否則外部世界無法發現狀況。

對大躍進真相的壓制一直延續至今，中國官員慣於將此歸咎是自然災害，從而淡化悲劇。

楊繼繩的書目前在中國仍是禁書。

饑荒與言論自由之間關係並不只局限於中國。

印度哲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大約20年前便指出，「在運轉正常的民主世界中從未發生過饑荒（no famine has ever taken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a functioning democracy）」。

領導人依靠選民支持，選民有批評公共政策的自由，這讓領導人不可能堅持會導致選民餓肚子的政策。

但辛巴威則是反例，根據世界糧食計畫（World Food Program）統計，辛國目前約半數人口（770萬人）正面臨糧食不安全，辛巴威59個大區中有8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營養不良。

由於相對溫和的氣候，辛巴威向來被稱為「非洲糧倉（the breadbasket of Africa）」，但氣候變遷正在剝奪此一稱號。

更糟糕的是，數十年來穆加貝（Robert Mugabe）經濟管理不善，在長達37年的統治中，穆加貝取消了民主問責，2017年遭軍方趕下台後，辛巴威通膨失控、失業率居高不下、燃料短缺、電力供應不穩，前述均大大加劇了辛巴威的窘境。

言論自由的意義遠不止於直接政治異見、容忍覺得遭冒犯的思想，行動和形象。

森在1990年還寫道，「一組自由（批評、出版和選舉）與其他自由有因果關係」，例如「擺脫饑餓和饑荒致死的自由」，人們現在應該在這個清單上加上「避免因COVDI-19而死的自由」。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Great Leap into Epidemic》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