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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尼爾

 

● 英國前財政大臣

● 高盛資產管理前董事長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榮譽經濟學教授

南韓近來成為全球焦點。

2月稍早，南韓導演奉俊昊（Bong Joon-ho）的〈寄生上流〉（Parasite）榮獲奧斯卡（the Academy Awards）最佳影片（Best Picture）的殊榮，對此，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在頒獎前，我才看過這部電影並閱讀相關評論。

但對外行人的我而言，外語片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還是第1次，值得大書特書，今日，全球各地許多人都在急切地尋找南韓酷炫魅力的更多例子：從流行樂到頂級的時裝設計師。

人們一般很難把經濟和炫酷聯繫在一起，儘管如此，我過去持續指出，南韓是我職涯中出現最有趣的經濟案例研究之一。

過去40年來，沒有其他所謂「新興經濟體（emerging economy）」能與之匹敵，南韓擁有5000萬人口，收入成長速度在所有類似規模的國家中無人能敵，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方面，南韓已從類似多數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發展到今日享受類似西班牙的生活水準。

可以肯定，〈寄生上流〉講述了首爾窮人和富人的故事，同時對南韓當代的不平等現象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但相比已實現高收入的其他許多國家而言，南韓最令人矚目的成功是收入成長的變異性相對較低，南韓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衡量不平等的常規標準）顯示收入分配比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更為平等。

世界其他國家可以從南韓吸取哪些經驗教訓？讓我們從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開始。

就像我所屢次指出的那樣，長期經濟成長從本質上可以歸結於兩大原因，首先是一國的勞動力規模和成長，論述非常簡單，在擁有大量青壯年勞動人口的經濟體中，實現強勁成長相對容易。

上述因素可謂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和印度成長故事的核心詮釋。

但僅靠一支不斷成長且充滿活力的勞動力大軍依然不夠。

許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巴基斯坦乃至印度（有時）均未能從其龐大的年輕人口身上收穫潛在利益，事實上，這些國家政府往往將人口規模視為負擔，因為他們未能實現第2個成長要素：持續提高的生產率，這才是導致南韓獨一無二的核心問題。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過去40年生產率成長強勁的多數國家人口規模都相對較低，除南韓外，美國是另一（唯一）的大特例，美國擁有逾3億人口，並且直到不久前仍擁有強勁成長的生產率。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我在高盛（Goldman Sachs）任職期間，曾主持並成立了一個監測永續成長趨勢的指數，它由看似對生產率至關重要的許多變數組成：治理體系制度的實力、教育投資、貿易和投資的開放程度以及技術的採用和普及。

我在研究這些趨勢時發現，最有趣的不僅是每年的高水準結果，還包括特定變數和平均收入間極密切的相互聯繫。

南韓不僅常躋身全球所有國家的前20名，也在技術應用等關鍵指標領域排名第一，這個國家早已進入了電腦時代，由此獲得的回饋非常充分。

鑒於當時南韓在相關指標上排名較低，我常常建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決策者去研究南韓並嘗試模仿其模式。

現在，我忍不住再次提出此一建議，尤其針對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奈及利亞（Nigeria），奈國恰巧也是全球主要文化之一，尤其是在音樂和電影領域。

此外，同樣有理由認為南韓也可能最終戰勝其他許多富裕國家，追根究底，南韓對長期全球挑戰的應對表現似乎比德國更好，後者直到不久前還被認為代表了持續的經濟成功故事。

這並不是說南韓人的生活無憂無慮。

南韓必須面對幾項重要挑戰，尤其是中國的經濟放緩、氣候變遷，這要求開發並部署更潔淨的能源和運輸形式，但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真正免於上述力量的影響，因此，誰最能適應才是真正的關鍵。

同樣，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在竭力適應新技術的影響力，但至少在迎接和運用5G、最新資訊和通信技術浪潮方面，南韓似乎已具有領先美國的實力。

我不知道今後幾十年哪個國家將表現最好，但我懷疑，無論〈寄生上流〉在本屆奧斯卡是否獲獎，世人都將更關注南韓。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ll Eyes on South Kore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