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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塞莫魯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曾幾何時，美國政治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社會主義者永遠不能擔任高級公職。但現在成為美國民主黨總統提名主要候選人的卻是一位自封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國是否應當接受這一變革？

民主黨人的初選內容比僅僅針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要多得多，人們渴望徹底解決嚴重的結構性經濟問題促成了桑德斯的崛起，在二次大戰後的數十年中，美國經濟生產率穩定成長，所有工人的工資（不考慮教育因素）平均每年以超過2%的速度遞增。

但這在今日已難以為繼。

過去40多年來，生產率成長乏善可陳，經濟成長放緩，越來越多的收益比例流向了資本所有者、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此外，平均工資停滯不前（透過通膨調整後），擁有高中學歷（或以下）的工人工資實際呈下降之勢。

只有少數幾家公司（及其所有者）主宰整個經濟，收入最高的0.1%拿走了國民收入的逾11%，此一數字在20世紀70年代僅為2.5%。

但民主社會主義是否能治癒這些頑疾？

作為一種視市場經濟為本質不公平、不平等且不可救藥的意識形態，解決辦法是切斷這種制度最重要的生命線：那就是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相較公司及所有機械設備由一小群所有者掌握的制度，民主社會主義者更樂於接受「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也就是將企業交由工人或由國家運營的行政機構所控制。

民主社會主義者將他們所設想的制度與蘇聯式制度進行對比，他們認為，民主手段完全可以實現目的。

但（拉美）最新的生產社會化嘗試嚴重依賴反民主制度，這恰恰引出了美國目前辯論的另外一個問題：民主社會主義已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混合在一起，同時不幸的是，桑德斯助長了這種混亂局勢。

「社會民主」指的是20世紀整個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興起並在歐洲佔據主導地位的政策架構，同樣側重控制過度的市場經濟，減輕不平等，改善最不幸群體的生活水準。

儘管桑德斯這樣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往往以北歐社會民主為榜樣，但這兩種制度間實際存在著深刻必然的差異。

簡言之，歐洲社會民主的目的是規範市場經濟，不是取而代之。

我們以很早就與馬克思主義（Marxist ideology）意識形態和共產黨保持距離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SAP）為例，來瞭解社會民主政治的演變方式。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創黨領袖布蘭汀（Hjalmar Branting）創建了一個平臺，不僅吸引了產業工人，也吸引中產階級。

最重要的是，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通過民主手段爭取權力，在體制內為改善絕大多數瑞典人的生活條件而付出努力。在大蕭條後的首次選舉中，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領袖漢森（Per Albin Hansson）稱該黨為「人民之家（people’s home）」，並且提出了包容性議程。

選民們以高得驚人的41.7%的得票率獎勵了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使之與農業黨（Agrarian Party）結成了執政聯盟。

在又一次取得壓倒性選舉勝利後，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於1938年組織了一次由企業、工會、農民和政府代表組成的會議，此次會議在度假勝地薩爾斯巴登（Saltsjöbaden）開啟了合作勞動關係時代，決定了瑞典往後數十年來的經濟。

瑞典社會民主契約的關鍵支柱是集中設定工資制（centralized wage setting）。

按照雷恩-麥德納模式（Rehn-Meidner model，以2名瑞典現代經濟學家的名字命名），工會和商業協會談判了全行業工資，政府則負責維持積極的勞動力市場和社會福利政策，同時還投資於勞動者培訓和公共教育。

結果導致工資大幅縮水：所有從事相同工作的人，無論技術水準、公司盈利能力，均獲得同等數額的工資。

上述制度並沒有導致生產資料社會化，反而支援了市場經濟，因為它允許生產性企業繁榮發展，投資和擴張，競爭力較弱的對手卻為此付出了代價，因為工資水準按行業設定，由此產生的回報（利潤）得以留在生產率提高的公司。

不出所料的是，在上述制度下，瑞典生產率穩定成長，瑞典公司在出口市場上擁有極強的競爭力，此外，其他北歐國家也建立了類似的制度：在部分頗具說服力的案例中，建立上述制度的並非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人士，而是中右翼政府（center-right governments）。

從廣義的角度看，社會民主成為戰後工業世界繁榮的基礎。其中同樣包括美國，新政（New Deal）和隨之而來的改革強化、建立了社會民主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集體談判、社會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

當知識和政治潮流偏離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民主契約時，情況通常就不會太好。

20世紀60年代起，瑞典和丹麥工會在更為激進的左翼力量影響下，全面擁護民主社會主義，並開始要求經濟民主和直接控制利潤。

在瑞典，引發了與企業的激烈談判，並因此設立了「工薪者基金（wage earner funds）」，於是公司利潤的一部分（通常以新股發行的形式）會被放入公司一級的勞動者基金。

上述變動破壞了企業和工會之間的合作協定，並扭曲了先前推動投資和生產率成長的激勵措施，截至20世紀90年代初，上述制度的缺陷已顯而易見，這套制度也因此而遭到唾棄。

當自由市場思想潮流導致社會民主契約右偏，同樣會帶來糟糕的結果。在生產率表現同樣溫和的情況下，不平等現象逐步擴大，只留下已然千瘡百孔的社會安全網路。

因此，我們需要的不是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或民主社會主義，而是社會民主。

美國需要有效監管來控制集中的市場力量，工人需要更大的發言權，公共服務和安全網路則需要加強，最後，但同等重要的是，美國需要一項新的技術政策，以確保經濟發展軌跡保障所有人的利益。

上述這些均無法透過公司社會化來實現，尤其值此全球化和技術領導型企業主導經濟成長之際。

市場必須受到監管，而不是遭到廢棄。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Social Democracy Beats Democratic Soci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