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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兒

 

● 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西非計畫研究員

2018年以來，大規模的反政府抗議活動（或稱阿拉伯之春2.0）在整個中東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抗議者譴責腐敗、宗派主義和經濟停滯。上述抗議活動成功推翻了部分重要領導人的統治，就像10年前的阿拉伯起義一樣：其中包括導致黎巴嫩、伊拉克和約旦總理辭職，並且推翻了蘇丹和阿爾及利亞長期以來的獨裁領袖統治。

2011年，領導人被迫下臺後抗議活動逐漸停止。

但這一次，抗議活動卻繼續進行，充分凸顯出僅更換失調政治機構的領導者並不足以解決該地區治理和公民權陷入危機的問題。

伊拉克和黎巴嫩政府軍及相關民兵勢力已嘗試透過暴力、恐嚇來鎮壓抗議活動，但抗議群眾卻依然沒有被嚇唬住。因此，上述國家當局轉而學習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地區內更為獨裁的政府。

兩者均成功平息了活躍的政治異見（至少到目前為止是），他們透過積極的媒體壓制和資訊操縱，此外還包括了暴力鎮壓和逮捕。在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看來，寬鬆的媒體和資訊環境才是2011年爆發撼動阿拉伯世界抗議活動的罪魁禍首。

例如在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持續打擊任何與其政權利益稍有不同的事實或分析，同時他正在借助全面憲法及立法改革成功實現控制媒體。

埃及政府借助傳播假新聞（即與官方政府聲明相矛盾的報導）且壓倒優勢的媒體法規來為任意逮捕提供藉口，此外，埃及正討論將散佈謠言定罪的立法草案，並由內閣監督的機構負責分析民眾間的竊竊私語。

2019年11月，突襲埃及碩果僅存的主要獨立媒體管道馬達馬斯辦事處（Mada Masr）就是埃及全面對媒體發動攻擊的一個例子。

安全官員逮捕了三名記者，稱馬達馬斯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被政府列為恐怖組織）有染，並持續散佈假消息。

事實是，埃及政府在馬達馬斯刊登了一篇有損塞西兒子馬哈茂德（Mahmoud　 al-Sisi）形象的文章後，進行了這次突襲，目的是詆毀馬達馬斯，案件中遭扣押的記者終被釋放，但這樣的幸運並非所有人能擁有。

事實上，比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關押記者更多的只有中國和土耳其，自2011年來，兩國遭關押的記者、異議者數量始終呈現攀升之勢。

自2017年上臺以來，沙國王儲薩勒曼（MBS）一直在指揮一場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無情清算，這體現在2018年在沙國土耳其伊斯坦堡領事館謀殺美國永久居民、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

薩勒曼絕不僅僅只攻擊記者；任何被視為政治對手的人都遭到同樣的待遇。

2019年11月，警方逮捕了8名作家和企業家，其中絕大多數並不是活躍的異議份子，其中2位，分別是作家布盧維（Abdulmajeed al-Buluwi）和希德（Badr al-Rashed）甚至曾公開支持薩勒曼王儲的經濟改革計畫，目的是彌補過去批評所造成的損失。

就像在埃及一樣，沙國聲稱被捕人員乃為外國勢力服務，企圖顛覆政府穩定，這就是由薩勒曼王儲媒體顧問卡塔尼（Saud al Qatani）發動詆毀記者、異議者運動的依據。

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等國並未面臨重大後果，也沒有受國際社會對其媒體鎮壓及操縱行為的強烈反應，這不僅助長國內鎮壓；還說服目前面對抗議活動的其他政府採取類似的措施。

在伊拉克，官方一直指責媒體助長了導致大規模示威遊行的民眾沮喪情緒，上述遊行旨在反對大規模腐敗、高失業率、糟糕的公共服務和伊朗干涉等問題。

2019年11月，媒體監管機構以涉嫌違反許可證規定為由，阻止了總部設在約旦的伊拉克廣播電視機構「迪拉電視」（Dijlah TV）的轉播，並臨時關閉了巴格達辦事處，同時遭到關閉的還有其他11家媒體。

伊拉克政府還向其他5家機構發出了警告，要求他們按照播出規則調整與抗議活動相關的言論。

記者也同時遭到安全機構的拘留和相關民兵的打擊。

2019年，不明身份的武裝襲擊者衝入4家廣播機構在巴格達的辦事處，洗劫廣播室和辦公室，盜取設備並襲擊員工，抗議活動期間，伊拉克政府更曾多次切斷網路服務，為此，伊拉克經濟蒙受巨大損失。

常被視為中東地區媒體開放綠洲的黎巴嫩，政府為阻止從2019年10月開始的示威越愈趨頻繁地恐嚇、逮捕批評人士。

抗議民眾有關政府失誤的指責（包括政府被菁英政治階層控制）可非常輕易地被扭曲為憲法規定為非法的煽動宗派主義（fomenting sectarianism），誹謗詆毀抗議民眾和記者。

黎巴嫩執政黨支持者已組織力量恐嚇抗議民眾，並施壓服務提供者對抗議領袖和知名記者的社交媒體帳戶進行關閉，這些帳戶至關重要，因為由政黨控制的主流黎巴嫩媒體幾乎從未報導過民眾抗議。

受政界控制的新聞機構同時散佈謠言，稱外國勢力支持抗議活動，並企圖藉此削弱黎巴嫩勢力。

但黎巴嫩和伊拉克政府顯然不像獨裁鄰國那般成功利用資訊壓制策略來保持民眾的一致，示威者似乎決意持續戰鬥，直到政府真正回應要求為止。

媒體鎮壓也不過凸顯了其他媒體的傳播管道而已。

獨裁政權早就明白詆毀或壓制媒體比利用暴力來維護權力更加輕鬆和有效，即使需要犧牲國家迫切需要的開放、經濟活力才能實現。

但伊拉克和黎巴嫩的經驗說明，這種做法自有其限度，儘管兩國均面臨深層的結構性挑戰，而記者、作家和知識份子也都面臨危險，但兩國的政治體制對權力分享機制的依賴，卻意外成功的阻止不同政見遭到徹底壓制的命運。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New Wave of Middle-East Media Repress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