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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克文

 

● 澳洲前總理

近日前往貝爾維醫院（Bellevue Hospital）探訪友人後，我走在曼哈頓西29街上，思緒被一個中年白人男子打斷。他朝著一個中國老人大罵：「滾出我的國家，你這該死的中國人！」那個老人嚇呆了，我也是，但隨即（用上我全套的本土澳洲詞彙）回飆：「滾一邊去，你這該死、只會歧視別人的白人！」

旁邊的路人都停了下來，一個頂著黑髮的年輕白人男子直衝我而來，雖然不是拳擊手，出於本能及訓練，我咬牙準備面對即將落下的拳頭。

然而，他在我面前突然停了下來，說：「謝謝你為他挺身而出，這就是我去伊拉克打仗的原因，為了讓他這類的人獲得自由。」

暫且不論盤根錯節的伊拉克戰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跟氣候變遷一樣，是個強烈的警訊：全球性的大流行是不分政治界線的。

中國在一月及二月面對病毒的經驗，三、四月極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感染人數可能有所不同，取決於部分難以估量的因素，諸如氣溫、公共健康檢測及治療系統的相對穩定度，以及不同程度的金融及經濟復原力。

人們必須為這些偶然性做出有智慧地準備，而非墮入非理性的恐慌中，更不用去迎合那些種族歧視的刻板印象。

病毒再次告誡人類，沒有任何一個人或國家是與外在完全隔絕的個體。

然而，政治領袖經常無法制止普羅大眾對疫情爆發的反應中，那囂張且固有的種族歧視性。在世界各地的公車、火車及街上，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都受著我今天所目睹的暴力。

現在病毒已入侵義大利，義大利人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嗎？

人們對於中國人，特別是對那些在水深火熱之中仍艱苦忍受的武漢人，普遍缺乏同舟共濟、同理及同情的精神，令我十分震驚。假若今日換成是曼哈頓、倫敦、雪梨、多倫多、柏林、巴黎，亦或德里，情況又會是如何？

面對這場無庸置疑的全球危機，漠視他人的痛苦對於擬定出一個有效的全球性對策毫無助益。

美國早就可以和中國領導人交涉，完全公開地聲明人類團結應超越政治，並以此為基礎，共同成立一個頂尖的病毒專案小組。然而，川普政府卻發表攻擊中國專制政體的聲明，並積極鼓勵美國投資者與物流主管們返美避難。

誠然，過去3年美國與中國確實存有政策摩擦，而一旦度過眼前危機，也將恢復以往的政治敵意。但眼前，這種好戰心並非政策，它只是一種態度，而且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然而往好處想，實質上，機構及專業團隊間的合作正陸續展開。

不管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有何缺失，它都是全球疫情管控的正式機構，那些以世衛組織成效不彰為由攻擊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的人，應仔細閱讀那些規範其權力的相關國際法規。

世衛組織僅能對病毒的傳播提供國際性的建議；對於各國政府應如何面對病毒一事，提出臨床及技術上的建議，以及在毫無衛生基礎建設的地區，提供緊急篩檢的服務。

當病毒散佈到世界最貧窮的角落時，就像2013年至2016年的西非伊波拉病毒（Ebola）危機一樣，或許就必須執行最後這項義務。

世衛組織亦受限於資金日減。

政治右派在攻擊「全球主義（globalism）」時，把撤除聯合國人道組織的資金視為一種功績，以及強力打擊左派的象徵，但當重要機構面臨資金撤回時，它的效力自然也被削弱。

諸如世界糧食組織（World Food Programme）、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CEF）以及聯合國難民署（UN Refugee Agency），都只能力求收支的平衡，以世衛組織來說，它已逐漸仰賴慈善家的捐助，如蓋茨基金會（the Gates Foundation）、以及自願捐款。

在危機纏身的同時，川普政府卻提議將美國政府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核心捐款，從1億2300萬美元刪減至5800萬美元。

除了世衛組織，我們必須感謝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以及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姊妹機構。這些組織中的衛生專家正攜手分析病毒、預期可能的突變種、並研發疫苗──儘管身處不健康的政治環境中。

吾人也應感謝那些為中國默默生產口罩、手套、防護衣、呼吸器及其他救急物資的國際（包括美國）醫療、製藥及其他公司。

即使付出這麼多心力，眼下全球仍存在著明顯的信心危機，部分原因是對國家及全球的領導能力失去信心，大眾的恐慌及金融市場加劇的波動都反映了這一點。

為甚麼美國不和G20各國的衛生、財政部長及元首召開緊急會議呢？這樣的會議無須人人親自出席，並可與聯合國及世衛組織合作，以視訊方式進行。

如此一來，就能迅速擬出達成共識的政策框架，以及為了因應日漸擴張疫情的明確預算支出項目（financial commitments）。由於代表全球20大經濟體（其中不少國家擁有逾百起新型冠狀病毒病例），G20的國際定位最適於制定一套金融及經濟政策以避免全球性蕭條。

只有當大眾及市場見到政府共同挺身而出時，全球才會重燃信心，2009年4月在倫敦的G20會議就做到了這一點。

它終止了2008年來金融危機的恐慌、建立了相互協調合作的基礎，並為最終的經濟復甦制定政策及財政框架，如果沒有多邊共同努力，單一國家只能獨自摸索出路，復原進度也將因此延誤。

國際危機當前，祭出民族主義的大旗是最容易且乾脆的內政型式，但經深思熟慮後，這根本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有效的全球性協調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翻譯：陳懷玉，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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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COVID-19 Trumps Nation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