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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倫德 

 

● 瑞典經濟學家

●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資深成員

2月24日星期一，美國股市接近歷史高點，由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世界突然陷入了金融危機。從那時起，國際領導人就開始讓情況更加惡化。

3月6日，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開始了一場油價大戰，進一步動搖了全球市場。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3月11日的電視講話中宣布，禁止大部分自歐洲入境美國的行程，使這場危機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並使金融市場陷入了不容置疑的恐慌之中。

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經濟成長趨緩和全球金融恐慌相結合，意味著2020年全球的衰退幾乎可以肯定。

但是這衰退可能很快將成為人們最不必要的擔憂。

正如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的開創性著作《狂熱，恐慌和崩潰：金融危機的歷史》中所教導的那樣，金融崩潰在演變和解決過程中遵循明確的邏輯，自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阿根廷和黎巴嫩已拖欠外債，大型企業破產可能接踵而至。

人們也自然會想到旅行業和航空公司，但是悲劇常常發生在令人驚訝的領域。

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破產和主權債務違約後，就像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那般，世界可能像2008年9月那樣面臨（資金）流動性的凍結，流動性凍結（liquidity freeze）通常會打擊發行弱勢貨幣的國家，在瀕臨崩潰時逃向美元和歐元。

儘管一旦金融恐慌爆發，要恢復信心非常困難，但解決2008年危機的舉措為當今的決策者提供了重要的教訓。

的確，這場危機起源於金融部門，目前金融部門的資本狀況似乎要比當年好得多，但當時的決策者無需面對大流行病。

儘管如此，基本的教訓還是一樣。

消除全球金融恐慌需要兩件事：國際政治合作和大量政府流動性（因為私人企業將努力囤積現金）。儘管2008年金融危機解決方案看上去一團糟，但事後看來，這似乎是理想的選擇。

2008年，美國領導人還擁有主動召集世界集會的地位。

當年11月中旬，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召集了G20華盛頓金融市場與世界經濟峰會，這代表全球為解決這場金融危機採取協調一致努力的開始。

至關重要的是，兩場會後一致通過的領袖會議聲明指出：各國決心加強合作，共同努力以恢復全球（經濟）成長，實現世界金融體系的必要改革。除了承諾提供各種形式的財政支持外，G20領導人還承諾保持開放的全球經濟。

同時，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聯準會（ the Federal Reserve）迅速紓困了大型金融機構，儘管決策者的臨時措施、缺乏明確指導原則當時引起了廣泛批評，但這些機構很快就穩定了下來。

此外，美國聯邦國會中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就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方案達成了共識，即便如此，金融市場的破壞仍持續到雷曼兄弟破產半年後的2009年3月9日，市場終於觸底。

然而，目前不幸的是，世界似乎沒有能力重現2008年的成功政策。

首先，缺乏政治先決條件：尤其是因為美國政府已不具重要國內（或國際）地位的經濟決策者，加上川普本人缺乏信譽，持續嚴重破壞金融市場對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的信心。

同時，美國財政部長努慶（Steven Mnuchin）則是異常低調。

國際影響力的匱乏不僅僅限於美國。

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領導人均是新面孔，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已是政治跛鴨（lame-duck），法國總統馬卡洪（Emmanuel Macron）的國際地位也下降了，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則被「脫歐」纏住，無暇顧及其他。

但是，和2008年最大的不同是，美國領導力在世界舞台上的缺席（the absence of US leadership）。

川普倡導的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拒絕專家，實在很難令人信服他在任期內會進行任何可靠的國際峰會、合作，這也意味最早得等到2021年1月（新任美國總統就職）後，全球才能採取協調一致的努力解決當前危機。

至於在財務上，目前與2008年相比，世界在因應危機的選向也不那麼充足。

儘管全球金融榮景似乎比12年前要好得多，但全球債務（相對於GDP）卻達臻歷史高峰，更特別的是，美國的公債（佔GDP的比重）處於二次大戰以來的最高水準。

同時，儘管大多數歐盟會員國幸運地擁有足夠財政空間，但仍需要學習如何熟練運用。

毋庸置疑，自2008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全球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國領導人已間接表明：這一次他們沒有能力因應這波疫情。

除非疫情很快消退，否則，人們就有理由期待長期而嚴峻的全球（經濟）衰退，這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rump’s Global Recess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