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穆勒

 

●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毫無疑問，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是全球緊急狀況，同樣毫無疑問，各國政府將利用此經濟狀況擴權。

威脅解除後，部分政府不會讓渡這些因防疫新獲得的權力。

反對黨要廣泛參與用以解決這個百年一遇的公共衛生危機的政策制定，這一點很關鍵。但政府和反對黨之間的界限不能以「國家團結」的名義模糊。也不應該將反對黨領導人的批評稱為「內訌（infighting）」，讓反對黨保持政府問責的機制必須得到強化，而非削弱。

經濟狀況有兩種效應：在民主國家，它們將權力向行政部門集中，主張新權力的領導人常借助公民支持，即便是一開始的表現堪稱災難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也因為萬眾一心的情況而受益。

另一種效應顯然是有害的：在某些社會科學家稱為「專制化」（民主化的反義詞）的國家，領導人利用新冠肺炎危機排除自己永久統治的剩餘障礙。

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正在讓自己成為終身總統。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inyamin Netanyahu）正在削弱議會和法院，歐盟專制先鋒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án）現在可以依令統治（rule by decree），他準備暫停選舉和公投，並給與政府逮捕記者的權威。　

許多極權主義者會炮製假危機；而在真危機中，他們可以採取貌似完全合理的措施鎮壓反對派。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遇襲擊後實施的反恐立法常被用來鎮壓合法的政治異見。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特殊之處是，反對政府最顯而易見的方式已然癱瘓。

當普京宣佈要修改憲法時，他可以禁止遊行示威，因為這會導致病毒傳播；當歐爾班取消選舉時，他可以說社交距離要求不允許所有人在同天前往同一個地方。

完全合理的藉口可以讓專制者完全不受挑戰。

人民可以做什麼？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議會和法院必須保持正常運作，但既然企業和學術可以轉移到網路，那麼沒有理由認為這些機構無法實現「遠端民主（distance democracy）」。

數十年來，議會始終在權力鬥爭中輸給行政部門，議會應該接受嚴格時間限制、有選擇的依令統治，並須在依常規法律統治完全無法應對危機的情況下接受。

與依令統治不同，在必須迅速找到疫苗，資源必須迅速部署的時候，法治可能非常困難，但絕對沒有理由暫停法治（這與部分知名緊急狀況理論家的觀點不同，比如德國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最重要的是，反對派應該支持政府，但也要提供替代方案，並且首先要讓政府嚴格接受問責。

民主制度必須合理地讓反對派角色制度化，這個關鍵點經常被人忘記。

可以制定程序讓反對黨領導人在部長發表講話後立即回應，強調差異，提出替代方案；可以降低成立調查委員會的門檻；可以安排讓選舉的輸家制定議會議程；甚至可以任命反對黨擔任重要委員會的主席（議會的許多真正的工作透過這些委員會完成）。

政府獲得授權自行其是，但在所有階段都必須允許反對黨發聲。

面臨國家封鎖和議會暫停，紐西蘭總理雅德恩（Jacinda Ardern）提出了一個相當合理的方案，她暨沒有結成大聯盟，也沒有利用無條件的「國家團結」粉飾一切立法分歧，而是提出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反對黨領導人擔任主席，可以問責政府。

為了防止緊急措施永久化（特別是當公眾注意力聚焦別處時），美國法律學者阿克曼（Bruce Ackerman）提出了「超級多數抬舉（super-majoritarian escalator）」的巧妙機制：讓法律和政令可以定期更新，但每一次都必須有更大的多數同意。

如此一來，重點將置於從新狀態恢復到老常態是否可能的問題的政治辯論上。

特別是，這將突出基本權利保護（試想川普政府和英國首相強森政府（Boris Johnson）宣佈在疫情期間有拘押公民的權力）。

那麼獨裁者呢？

反對黨領導人和公民社會應利用仍擁有的全部空間進行抵抗，不管他們做了什麼，都會被政府中傷，哪怕是在當前危機爆發前，政府也會指控任何與他們意見相左者為叛國者。

更重要的是，儘管國際上對一切新冠肺炎之外的東西缺乏關注，但發聲反對全世界的普京、卡欽斯基（Jarosław Aleksander Kaczyński，波蘭總理）和歐爾班的反民主統治，仍然至關重要。

可惜，他們的公民很快就會看到盜賊統治如何導致缺少醫藥，在這樣的環境下，歐盟委員會密切監控會員國的緊急措施，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eware Viral Enabling Act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