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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德

 

● 瑞典前總理

● 瑞典前外交部長

空前的威脅需要空前的對策，如果不是史無前例，各國政府像在過去幾周那樣迅速轉入危機管理模式也是非常罕見的。

迄今為止，全球關注的焦點一直放在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所引發的最為直接的醫療、政治和經濟問題上，也應當是這樣。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政府將不得不關注此次危機所造成的長期後果，以及關注未來預防此類災難的需要。

過去20年來，全球健康遭受了幾次嚴重威脅。

2003年爆發的SARS、2012年爆發的MERS和2014年至2016年間爆發的伊波拉（Ebola），僅是需要長期多邊應對的3個疫情爆發例證，每個事件都有其各自的特徵：SARS出現在中國、MERS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波拉出現在非洲西部。

但這三種病毒所帶來的教訓都是類似的。

人口增長、城市化、森林砍伐以及集聚許多不同物種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導致流行病和新疾病的出現變得更有可能了，全球供應鏈和國際商務的拓展，更不用說國際航空旅行的增長，導致傳染病向世界各國的傳播速度比以往更快了。

僅過去10年，世衛組織就被迫宣告不少於6次衛生緊急狀況。顯而易見，人們未能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來阻止新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陷於失控。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末（同樣由新冠病毒導致的）SARS出現在中國南方時，疫情被掩蓋了一個多月，中國政府才認識到威脅的嚴重性。同樣，在2019年新冠肺炎爆發初期，武漢警方更試圖讓提出警告的醫務人員保持沉默，而在疫情爆發的危險變得顯而易見之後，大規模公眾集會仍被允許。

最近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如果中國政府能夠提前3周公開承認疫情威脅並恰當應對，那麼，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可能減少高達95%。在關鍵時刻，因為地方疏忽、無知和審查制度的存在，整個世界正在付出巨大的代價。

儘管世衛組織近年來無疑在應對全球健康威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也因為過於官僚和反應遲緩而面臨公眾的批評。事實上，在伊波拉危機期間，是美國而非世衛組織，介入才阻止了更大災難的發生。

無論如何，就算事實證明世衛組織本次的表現無可挑剔，人們需要更強大的全球機制來應對流行病威脅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一次危機陷入到另一次危機根本就不是一種選擇，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發以來最嚴重的流行病，沒有理由認為下一次不會進一步惡化。

此外，新的全球機構將需要必要的侵入性權力和手段，藉以阻止傳染性疾病的爆發。就此類機制達成共識的政治難度很大；但顯然有必要防止瑣碎的外交爭端妨礙全球流行病應對的工作。

在目前的危機中，即便在2019年新冠病毒能夠達到何種流行程度顯而易見後，中國仍然認為阻止臺灣參與應對危機的全球討論是恰當的。同樣，美國也繼續通過制裁打擊伊朗，從而加大了伊朗政府在其境內管理這次疫情的難度。

無論從人道主義還是宏觀經濟的角度看，這樣的行為簡直不可接受。

如果下一個高傳染性新型病毒出現在臺灣或伊朗又會發生什麼？如果存在不必要的障礙影響即時反應，人們會再次陷入到現在的窘境當中。

在目前的框架下，向世衛組織等國際機構報告新型傳染性威脅的責任全在於各國政府。

因此，一項關鍵改革是將此責任交給各級醫療和公共衛生人員：也就是從國家移交到個人的手上。除了減少多邊回應到位所需的時間，採用全面的「報告責任制（responsibility to report）」還會加大地方或國家政府壓制他們所認為不利資訊的難度。

隨著為應對2019年新冠疫情危機而封閉國界，部分評論員正提出全球化時代已然結束。

但人口增長和城市化趨勢將會延續，病毒不會突然開始攜帶護照、或遵守國家邊境規則，僅過去10年來，影響全球穩定和繁榮的病毒威脅就已在中國、非洲和阿拉伯半島出現了，這一切表明，下一次威脅可能起源於任何地方。

現在全世界是時候團結一致，設立新的、更有效的早期預警和回應系統。

這樣的疾病大流行是可以避免的，根本沒有藉口盡全力阻止下一次疫情的爆發。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Responsibility to Repor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