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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蘇

 

●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我們都從歷史文獻上瞭解過1930年代大蕭條所造成的破壞，大多數人也親身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大衰退，但是我們卻從未遭遇過新型冠狀病毒危機。

這場全球性疫情將給世界留下深深的心理傷痕，但其最為顯著的特徵則是圍堵疫情的措施是如何迅速而殘酷地打擊了全球經濟，因此，我將其稱為「大鞭撻」（Great Whiplash）。

在美國，3月有逾1700萬人申請了失業救濟申請。

3月28日當周，申請者達到了創紀錄的690萬人，這一數字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因為僅僅在這之前的每周常態申請量還只有50萬（人）左右，美國聖路易斯聯準會估計2020年年中時，美國失業率可能達到32.1％，超過1933年24.9％的先前高點。

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零星統計資料則顯示當地局勢顯然極為嚴峻。

世界銀行在最新發佈的《非洲脈動》報告中預計，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濟可能萎縮5.1％（2019年則有2.4％的增長），其中南非、奈及利亞和安哥拉受到的打擊尤為巨大。

因其強有力早期防疫措施而理應受到表揚的南非，在3月遭遇了17.5億美元的投資組合資本外流，致使南非貨幣蘭特（rand）急劇貶值。

但非洲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是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短缺。

世界銀行預計該地農產品產量將下降至少2.6％，最多跌7％，糧食進口量將下滑13%至25％。

儘管上述預測如此嚴峻，但人們仍有理由存有希望。

當全球科學資源在人類歷史上以罕見的統一目標集結後，人們最初的困惑也逐漸被對病毒傳播方式、以及如何能在不造成普遍饑餓和貧困的情況下圍堵疫情的認知所取代。

各國政府已將大量資源轉移到了防疫上。

在美國，一艘海軍醫療船被派往紐約港以減輕該市醫院的壓力；中國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建立了數家新型冠狀病毒專用醫院；印度正在將5000節鐵路車廂改造為隔離病房；舉世聞名的孟買泰姬陵飯店（Taj Hotels）也用來安置需要在輪班期間保持隔離的第一線醫務人員。

與此同時，由政府資助的得來速測試（drive-through testing）使南韓實現了全球最高的檢測率，南非也在借鑒了相關經驗後成為了快速測試的模範國家，在人口稠密地區部署了行動測試機構，計畫到4月底將日檢測能力提高到3萬人次。

大規模測試至關重要，正如政府努力制定出既能限制危機所帶來的成本支出，又能保護公眾健康的政策，在此必須特別留意流行病學家所提及的「基本傳染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或簡稱R0）。

傳染病的基本傳染數指的是，一個感染者平均可能將該疾病傳染給多少人。

目前估計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基本傳染數約為2.5，若想讓感染病例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少，則該數字必須小於1。

雖然人們無法降低病毒的傳染性，但卻可以透過部分社會規範和行為（例如物理隔離）來降低其基本傳染數，考慮到全面封鎖和隔離的潛在危害，人們應該封鎖病例集中區域（透過擴大測試來劃定），同時允許其他地方的經濟繼續運行（並制定適當的隔離規則）。

食物和衛生服務可被送到處於隔離狀態者的家門口。

先期證據顯示，基本傳染數已獲抑制的印度喀拉拉邦（state of Kerala）將煮熟的飯菜分發給有需要的人，同時也積極實施病毒檢測，接觸人追蹤以及相關隔離檢疫措施。

其他國家也正在尋找創新手段來保護民眾，同時維護經濟。

例如，衣索比亞沒有關閉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Atikilit Tera大型蔬果市場，而是搬到了另一個龐大的開放空間，好讓裡面的人們可以遵循社會隔離規則。

人們對新型冠狀病毒還存在許多未知，這個事實可以同時激發人們的憂慮與希望，例如病毒感染率為何在非洲、南亞和拉美大部分地區仍然很低，便是個未解之謎。

這些感染率較低的國家也不是那些更加與世隔絕的國家。

3月底時仍僅有1000例確診病例的孟加拉是世界上人口流動性最大的國家之一，同樣，確診病例尚不足80例的衣索比亞則與中國有著密切聯繫。

當然，感染病例數量少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檢測量不足所致，但是對死亡人數的統計要比感染人數更為準確。

截至目前為止的死亡人數顯示，撇開其他因素不談的話，新型冠狀病毒在這些地區所導致的死亡率可能較低。

然而感染病例數量仍有可能激增，吾人也必須採取預防措施以防止出現這種後果。

但在陷入集體歇斯底里前，應該記住在病毒出現的最初數月裡，自己是如何愚蠢保持傲慢的，因此在鞭撻下暈頭轉向，假設只有未來才會出現災難的想法同樣可能被證明是愚蠢之舉。

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往那些糟糕的預測記錄可能還會讓人安心一點。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Great Whiplash》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