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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 中國經濟學會前會長

●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

加拉格爾

 

●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

經過中美兩國多年來逐漸深化的分歧之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讓狀況雪上加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如果兩國都各自看清楚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會發現合作才是目前最好的良藥。

正如哈佛大學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警告的：「當崛起的雅典威脅著要取代斯巴達獨霸希臘地區長達數百年的統治地位時，如同中國之於美國，基本上警鈴就該大做了。」

如今這個警鈴太大聲，以至於讓兩國竭力擺脫艾利森所提「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所有想法都被淹沒。

前方只有三條道路，第一條可能是條死路，第二條可能會通往毀滅，第三種則能讓全球復甦。

第一條便是朝向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說的「中美模式（Chimerica model）」，即中美經濟聯姻。這個觀點接受了21世紀的經濟現實，認為透過全球的價值鏈，各國的經濟是深深綁在一起的。

然而，隨著中美模式帶來的經濟失衡，這個方案可能不再可行。

由於人們對全球化與中國普遍抱持反感，尤其是在美國國內，因此要讓中美關係回溫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真要說的話，其實所謂全面的「脫鉤（decoupling）」早在醞釀當中。

由於中美兩國都想削弱對方，第二條道路更將導致敵對的局面。

這可能是被動發生的，當一國發生困難，另一國卻袖手旁觀；或是雙方都積極鼓勵國內的示威反對另一國家，或是直接參與徹底的破壞行動。毋須多言，選擇這條道路不只是不道德，更是危險。

任何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都不該提倡這種毀滅性的競賽。

第三條道路則是藉由聚焦於雙方的共同利益、打擊共同敵人來恢復互信。回到艾利森提及的前車之鑑，雖然斯巴達成為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贏家，隨後卻逐漸轉衰，讓希臘周邊的馬其頓王國（Macedon）有機會在腓力二世（Philip II，亞歷山大大帝之父）的統治下崛起。

再回到眼前的例子，當中國確定新冠肺炎是個重大威脅後，就盡全力圍堵病毒，讓美國和全世界有空間開始準備。此外，中國緩和了境內的傳染曲線後，就開始向其他需要的國家派送醫療團隊與設備，展示全球的團結。

美國非但沒有感謝中國的迅速決定與支援，反而加倍地貶抑中國。

如馬來西亞經濟學家安德魯‧沈（Andrew Sheng）所觀察的：「所有中國理應被認為是做得很好的事，卻都被當作是奪權的陰謀。在西方國家眼中，中國就是什麼都做不好。」

艾利森提醒我們別忘記，這是最糟的傾向，尤其是當歷史重複上演時。

當然也不必如此，中美從今開始可以重建關係，透過雙邊或國際會談，防堵新冠肺炎並讓全球經濟回到永續成長的正軌。

儘管中美兩國的緊張關係已經持續了一陣子，但其實兩國還是有共同抗敵的歷史。

2001年911事件之後，中美兩國肩並肩對抗基地組織（al-Qaeda）等團體造成的威脅；2008年金融危機後，兩國也合作把全世界從大蕭條的邊緣拉了回來；2014年，中美簽署協議為後續的《巴黎協議》預做準備。

新冠肺炎作為全球危機也該被視為共同敵人，畢竟病毒是不管政治邊界也不論種族國籍的。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自戰勝這場戰爭，至少現在，各國擊退新冠肺炎的共同利益遠超過個別的分歧。中美走向第三條道路，是提供了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一條出路。

可以肯定的是，像中美這樣歷史悠久而豐富的大國，勢必會有分歧。

這些年來，這樣的分歧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緊張，但無庸置疑的，兩國在對抗這類全球威脅是有共同的核心利益的，例如新冠肺炎、氣候變遷、金融危機，以及許多未來可能出現的共同敵人。

不像中國和美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沒有足以保護自己免受新疫情威脅的必要資金。

中美兩國應共同提出大膽計畫，透過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發行國際儲備貨幣（global reserve currency），以對貧窮國家提供資金，或免除其債務。

唯有如此，各國政府才有財政餘裕可以對抗疫情，並恢復經濟，如果任何地方還存在著疫情與經濟危機，所有國家就會受到威脅，包含中國與美國。   

（翻譯：沈威宏，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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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COVID-19 and the Thucydides Tra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