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華格納

 

● 美國紐約大學氣候經濟學教授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指數速率的惡化，不僅為人們上了一堂算術的速成課，事實證明，它也是一次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的碰撞測試。

雖然蓋棺論定為時尚早，但既成的事實是，不只是美國的現任元首，整個美國領導階層都必須大大整頓一番。

嚴肅看待系統性風險是政府在治理國家時的終極考驗，通過此項考驗者，在只有幾例高傳染性病毒的感染者出現時，就知道必須封鎖城市或整個國家。面對新冠病毒，加州聖塔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的公衛官員柯迪（Sara Cody）及紐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就是如此，她們當機立斷的風險處理獲得了極高的效益。

另外，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從政前為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及愛爾蘭總理瓦拉德（Leo Varadkar，曾為醫師），分別領導德國及愛爾蘭成功應對危機。

由此可見，國家領導人若具有科學背景，將有助於對抗疫情，有效執行防疫措施的政府清一色都由女性領導，這絕非巧合。

美國地方層級反應較慢的轄區，如紐約市，死亡人數則高得多，至於國家層級，川普總統（Donald Trump）對新冠病毒糟糕的應對措施，可直接歸咎於錯估病毒的危險性。

一切始於2018年，川普政府決定解散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的大流行應對小組（pandemic-response team），根據科學及情報所做出的風險評估，對高效能的政治領導至關重要，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川普卻總是讓自己的「直覺（“gut” instinct）」凌駕於兩者之上。

當然，無能的領導者並不僅出現於美國，就算是高效能的領導者，若是孤軍奮鬥，能做的也有限，因此，國家的運作體系也十分重要。

美國經濟強調彈性及效率，長期以來就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

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litz）所觀察，危機時期，此種美式活力中缺乏「避震器（shock absorbers）」的特質便無所遁形，更不用說嚴重的經濟不平等了。

新冠病毒危機後，對於迄今為止被低估的各種風險，美國及許多國家都需加以提防。提高國家及聯合多邊對流行病的應對能力只是起點，美國還必須增加對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世衛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及其他相關機構的資助。

但致命的大流行只是隱約可見的眾多潛在威脅之一。

其他威脅包括：全面性的網路攻擊、與1859年的「卡靈頓事件」（Carrington Event，導致地面通訊措施失靈）規模相當的太陽風暴、發生於東京、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的大地震，或是任何氣候變遷所導致的災難。

評估風險時，事發機率與其潛在影響同樣重要。

2001年的911恐攻後不久，時任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便提出所謂的「百分之一法則」（one-percent doctrine），認為「即使巴基斯坦科學家只有1％的機率，協助基地組織（al-Qaeda）製造或開研發核武，我們也必須以確有其事的態度來面對。」

儘管錢尼初衷是著力於政治舞台，忽略了此事的發生機率，但他的看法確實符合了政府面對系統性風險應抱持的態度。

為了應對某些風險，美國政府已擔起部份的職責：戰略石油儲備（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PR）及醫療設備的全國戰略儲備（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SNS）就是其中兩個例子。

但當前危機中醫療庫存的短缺就足以顯示，僅僅建立起這兩個體系是不夠的，有效的系統管理也十分重要。

此外，政府有責任要求私營企業具備應急資源，以對抗系統性風險。銀行必須遵守最低準備金的規範，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這方面也有待改善，決策者應汲取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倒閉的教訓，禁止銀行將風險從自己的資產負債表，轉移至對沖基金（hedge fund）和其他機構上。）

真正的風險管理改革必須做得更多。

首先，美國和世界各國政府進行風險社會化（risks socializing）的同時，不能捨棄利潤的社會化（socializing returns）。沒有公共股權（public equity stake）的企業不應受到救助；私人債權人（private creditors）應首當其衝。

2008年金融危機後，巴菲特（Warren Buffett）為了投資數十億美元至高盛（Goldman Sachs）及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開啟優惠條件的談判，很少人譴責他的行為，但代表公眾的政府才應該是最通曉時局的投資者。

此外，身為最後一道防線的保險人（insurer）及投資者，為因應情勢所需，政府應主導一場全面但暫時性的經濟重組（re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無論是對抗疫情，或是諸如氣候變遷等規模更大、發展更緩慢的危機，政府都必須評估各種風險，以確保金融、能源、衛生及交通運輸系統，能在大眾最關切的議題上達到最大的社會利益。

儘管已有專家做出預測，新冠病毒仍使人措手不及，倉皇的應對更顯示人類的準備不足。

隨著其他可預期的災難接踵而至，社會復原能力的強化刻不容緩，為系統性風險未雨綢繆，必然招致反對的聲浪，因為復原能力意味著生產應急資源，與既定認知中的生產效率相牴觸。

然而，此說法只有當人類短視近利，並無視所有外部成本時，才得以成立，無論前者抑或後者，都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

若說新冠病毒為人類上了一課，得到的教訓便是：謹慎卻姍姍來遲的決策，不僅會一路導致更高的邊際成本，還會輕易將人們送上災難的不歸路。

（翻譯：陳懷玉，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Leadership Failure that Will Cost Us Everything》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