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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藍

 

 ● Aspen Institute研究員

耶雷

 

 ● 瑞士巴塞爾大學教授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對20世紀建立的國際一體化體系構成了迄今為止最為巨大的威脅，與1918年西班牙流感（1918 Spanish flu）疫情類似，當前這種病毒的致死性、傳染性促使人們重新加強了國界，以及其他各類屏障。

從歷史上看，那些進一步推動深度一體化的危機本質上是軍事性質，因為各國都認識到區域交流有利於實現和平與繁榮。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國家都不願與鄰國發生戰爭，因為肯定會損害本國公民的社會經濟利益。

當諾貝爾委員會（Nobel Committee）於2012年將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授予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時，讚賞歐盟在過去60年間為推動歐洲的和平與和解，民主與人權做出​​了貢獻。

在這數十年裡，從共同生產煤炭和鋼鐵開始，歐洲透過加速經濟一體化確保了和平。

同樣，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也誕生於一場重大危機：比夫拉戰爭（Biafran War，1967年至1970年）的灰燼中。

當時象牙海岸（Côte d’Ivoire，法國在該區的利益代理人）致力於削弱奈及利亞以推進戰略利益，因此它支持奈及利亞比夫拉地區分裂主義勢力爭取獨立。

但這項決策以及隨之爆發的流血事件險些在非洲各國間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

然而，藉助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該區找到了一個促進共同區域目標的機制，透過將法語國家、英語國家和葡語國家聯合一起，竟也突破了1885年建立的殖民邊界。

如今，ECOWAS也被廣泛視為非洲最成功的地區區域組織之一。

但雖然所有這些機構都取得了特定成效，傳染疫情的爆發卻引發了另一個獨特的挑戰。

在2014年西非伊波拉（Ebola）疫情中，各國曾提議構建一個50國聯盟來圍堵疫情並解決危機，高超的外交斡旋則幫助彙集了在幾內亞（Guinea）、賴比瑞亞（Liberia）和獅子山（Sierra Leone）對抗伊波拉病毒所需的財政、醫療衛生和後勤資源。

雖然，終有1萬1315人因此喪生，但世界其他地方卻因此躲過了致命疫情。

可惜人們在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時就沒那麼幸運了：這種病毒正在迅速瓦解治理結構，破壞商業模式，並為一場全球債務危機埋下注腳。

跟疫情一樣，各類全球性金融危機也代表了另一種對一體化的嚴重威脅，正如許多希臘人顯然無法認同諾貝爾委員會於2012年授予歐盟和平獎的決定那般，因為當時他們正在歐盟內部發動一場關乎自身的戰爭。

歐元危機凸顯了歐盟成員國間經濟團結的局限性。

在阻礙金融危機蔓延的名義下，醫生們（也就是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這三頭馬車）並沒有對希臘實施債務減免，反而下令強力實施緊縮計畫。

這說明了，一個一體化機制的政治優先事項選擇，最終還是取決於機制構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現實。

歐洲計畫採用一個通行於整個大陸的單一貨幣，尤其是在推出歐元之後。

如果人們追溯到歐洲一體化的更早期階段，即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歐盟的前身）於1981年納入希臘，然後於1986年納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就能明確意識到，歐元在1999年推出歐元的象徵意義。

這三個國家當時都屬於歐洲最落後的經濟體、以及最年輕民主國家，而人們普遍認為，將和平與集體繁榮結合起來，就能更佳地實現兩者。

但現正處於疫情期間，對緊縮政策的回歸將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圍繞貨幣穩定所構建的一體化機制局限性。

新型冠狀病毒已令有關債務和緊縮政策的討論重新納入了全球議程，債務是實現社會和經濟轉型的一種工具，對於進行原本不可能實現的大規模投資來說，是極為必要的，利率則是衡量風險認知的一種手段，這種認知就是對於一國經濟活動能否允許按時還債的預期。

然而眼下經濟活動已經陷入停滯，因此也必須重新考慮這些安排。

以非洲為例，在經濟驟停前，GDP年均成長率約為4％，新發行的政府債務額僅相當於GDP的1％。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上的應對措施不應僅限於債務減免，因為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利率，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政府都在以零（或負）利率發債時，非洲各國政府卻必須支付5%至16％的10年期政府債券利率。

如果想要將落實全球團結的話，就必須消除這種不平衡狀況。

2014年至2016年間的伊波拉疫情展現了全球治理機制在將科學專業知識，關鍵資源和衛生工作者送往危機最前線方面的有效性。

當時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3國僅占非洲GDP的0.68％，但為何在全球GDP（2019年為88兆1億美元）岌岌可危之時，世界卻出現了向民族主義的倒退呢？

正如伊波拉病毒是一個對全球疫情威脅的早期預警那樣，希臘危機預示了一場剛剛拉開帷幕的債務大辯論，而將這兩個問題合二為一的新型冠狀病毒則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去考驗現有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機制。

嚴防死守國界其實作用不大，因為疫情和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兩者都是近乎普遍的現象，也都是全球化的結果。

當前的醫療衛生緊急狀況為全球治理機制展示有效性和重新獲得公眾信任提供了一個歷史性契機。

吾人也必須超越定義2008年後時代政策辯論的那些狹窄意識形態約束。

新冠肺炎危機要求人們對這些基本假設予以重新考慮，並相應強化各類機構，從而為下一次危機做準備。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ill Global Governance Prove Itself?》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