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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在危機期間，領導力（leadership，説明人們制定和實現目標的能力）是絕對至關重要的，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於1940年證明過這一點，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的過渡期間也是榜樣。

按這些歷史標準，當今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領導人都不及格。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他的中國對手習近平在新型冠狀病毒最初爆發時並不是趕緊知會、教育國內民眾，而是著手掩蓋這一問題的存在，最終導致許多人因此喪生。

隨後兩人又將精力轉向互相責備而非尋找解決方案上，由於他們的失誤，世界可能錯過了借助「首座人造衛星時刻」（Sputnik moment）或「新型冠狀病毒馬歇爾計畫」（COVID Marshall Plan）來因應危機的機會之窗。

領導理論家將領導者區分為「變革型（transformational）」與「交易型（transactional）」，後者會嘗試動用已有手段應付眼前的狀況，而前者則會試圖重塑自身所在的處境。

當然，變革型領導者並不總能獲致成功。

比如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就試圖透過入侵伊拉克企圖重塑中東秩序，結果卻引發了災難性後果，相較之下，他的父親老布希（George H.W. Bush）的行事風格雖然更偏交易型，但卻擁有管理歐洲共產政權崩潰後全球動盪局面的各項技能。

冷戰最終結束，兩德統一並緊密依附於西方，各方都沒開一槍。

但不論領導者喜歡如何行事，他們都可以對團體的身份認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那是一種將「我」和「你」轉變成「我們」的力量，懶惰的領導人傾向利用現有分歧來鼓動自身支持率從而強化現狀，正如川普所做的那般。

高效的變革型領導者會對整個社會的道德品質產生深遠的影響，比如曼德拉本可輕易地將自身選民基礎劃定為南非非裔選民，然後為自己數十年來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復仇，但他反而孜孜不倦地努力擴大追隨者的身份認同光譜。

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德國在70年間第三次入侵法國）結束後，法國外交官莫內（Jean Monnet）得出結論，報復只會讓悲劇重演，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制定了歐洲煤鋼聯合營運方案，並最終由此催生了歐盟。

這些成就並不是必然實現的。

當人們將目光投向家人和最親密夥伴之外時，我們發現大多數人類的身份定義就是政治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沒有人可跟擁有同一國籍的其他數百萬人直接分享自身體驗，但在過去的近兩個世紀中，國家卻一直是人們願意為之犧牲生命的想像共同體。

然而新冠病毒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威脅無法被國籍所限制。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大多數人分別從屬於許多相互重疊的想像共同體，涵蓋不同的地方、區域、民族、種族，宗教和職業，領導人也不必求助於那些最狹隘的身份定義來爭取支持或團結。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為變革型領導提供了機會。

一位變革型領導人可以提前指出這場危機是一場全球性危機，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自解決，無奈川普和習近平都浪費了這個機會，因為雙方都沒有意識到權力的行使本來可以成為正和遊戲（a positive-sum game），他們本可以用與他人分享的邏輯來思考權力，而非淩駕於他人的方式。

在許多跨國事務上，向別國賦權可以幫助美國實現自身目標。

如果中國能夠加強公共衛生體系或減少碳足跡，那麼美國和其他各方都會從中受益，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網路已是重要的權力來源，日益複雜的世界中，那些網路聯繫最多的國家，也就是最有能力吸引合作夥伴開展合作的國家，也將是最強大的。

美國的未來安全與繁榮的關鍵則在於瞭解「分享」和「淩駕」權力的重要性，川普政府在疫情期間的表現令人沮喪，問題並不在於「美國優先」的口號（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會將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川普究竟如何定義美國的利益。他只專注於透過零和交易（zero-sum transactions）奪取短期收益，卻很少關注體系，聯盟和互惠關係所服務的長期利益。

就目前而言，美國已放棄了長期奉行的開明自利傳統。

但是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從我最近出版的《道德重要嗎？從佛蘭克林·羅斯福到川普時期的總統與外交政政策》（ 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一書中所描述的，1945年後美國歷屆總統所取得的成就背後獲得教益。

事實上，美國仍可啟動以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為藍本的大規模新型冠狀病毒援助計畫。

正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近日指出的，當今領導人應選擇一條合作的道路以提升國際復原能力，川普可以要求召開20國集團緊急峰會或召開聯合國安理會會議，建立雙邊、多邊框架來加強合作，而非發動競爭性宣傳攻勢。

川普還可以指出新一輪的新型冠狀病毒浪潮將對那些貧窮國家造成尤為沉重的打擊，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新疫情會在向北擴散時對所有人造成傷害，要記住，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第二波死亡人數可比第一波更多。

在此，變革型領導人便會告訴美國民眾，為什麼向一個新設立、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開放的新型冠狀病毒基金慷慨解囊，會更符合美國自身利益。

如果一位美國的邱吉爾或曼德拉式人物能以這種方式教育民眾，那就為這場疫情改善世界政治提供了道路，但令人遺憾的是，吾人可能已錯過了領導變革的時機，病毒可能會加劇世界原本存在的民粹主義和對科技的專制性濫用。

領導力的失敗總是讓人扼腕歎息，在面對危機更是如此。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n Abysmal Failure of Leadershi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