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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多爾

 

• 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生物藥理學教授

自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在2月與3月間從中國傳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區以來，人們都逐漸成為教科書中道德困境的參與者，最重要的是，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向超負荷的衛生系統提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即如何繼續以安全、公平和有效的方式照顧患者。

令人擔憂的是，這場危機不僅凸顯了政客們與醫療體系的準備不足，也凸顯了人們在制定相關道德規範方面的失敗。

隨著大流行病的蔓延，諸多政府在匆忙中實施了醫療與社會疏離準則，這些準則都反映出中國官方的態度。直到2020年年初，相對富裕的國家一直在討論獲取新的醫療工具，如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或者國家該如何資助人工生殖技術。

但轉眼間，它們的衛生系統卻出人意料地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功利主義倫理，不僅在重症監護病房（ICUs）進行割捨，而且還拒絕提供一系列其他急需的醫療服務。

在倫理教科書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學困境，讓人對總是將功利主義的演算應用於人類生活的道德性產生了質疑。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個便是由英國哲學家富特（Philippa Foot）設計的，其中包括一輛失控的電車衝向被拴在鐵軌上的五個人，透過一個開關，你可以讓電車轉向另一條軌道，挽救這五個人的生命，但電車卻會撞死這條軌道上的一個人。你應該怎麼做？

僅僅基於選擇的數學結果，許多人可能會認為干預和犧牲一個人的生命來拯救另外五個人是正確的，但無論是在這種困境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否也應該考慮其他價值？

畢竟，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給衛生工作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悲慘局面，如果沒有足夠的衛生工作者、呼吸器或醫院病床，那麼患者往往需要分類和優先順序，以確定誰能接受（或不接受）護理照顧，以及地點。

3月中旬，義大利麻醉、鎮痛、復蘇和重症監護學會（SIAARTI）發佈了新冠肺炎患者重症監護治療的分配建議。這些原則包括在最壞的情況下，堅持「先到先得（first come, first served）」的原則，即沒有更多的重症監護病房資源可用。

2020年4月，匈牙利醫學協會發佈了一系列主要以實用主義為主的分診指南，側重於挽救更多的生命，優先考慮有較高存活率的患者。

關於未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的治療問題，將更加複雜。

目前，生物倫理規範提供很少或沒有説明，這類患者往往被遺忘。例如，4月7日，匈牙利政府下令該國醫院騰出60%的床位，以容納新冠肺炎患者。但隨著大流行的繼續，其他原本沒有生命危險的公民可能會面臨生命危險。

人們現有的道德框架並不是為大流行而設計的，在過去的數十年裡，生物倫理學關注於新技術，如基因干預、生物資訊庫、基因編輯和人工生殖。

事實上，歐洲最全面、最具法律約束力的生物倫理規範是1997年的《奧維耶多公約》（Oviedo Convention），其中規定「人類的利益和福祉應淩駕於社會或科學的唯一利益之上（The interests and welfare of the human being shall prevail over the sole interest of society or science.）」。

但在當時，公約的起草者更關心複製人（cloning）和基因治療（genetic treatment），而非疾病爆發。

也許，目前更適用的是《公約》第3條「締約方……應採取適當措施，以期在其管轄範圍內公平提供適當品質的保健服務（Parties … shall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equitable access to health care of appropriate quality.）」。不過，這一原則雖然重要，但並沒有解決當醫療資源突然出現短缺時該怎麼辦的難題，就像現在一樣。

因此，在3月中旬，赫斯廷斯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和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都發佈了應對新冠肺炎的倫理指南。

根據納菲爾德的報告，公共衛生措施應該以證據為基礎，比例適當，儘量減少脅迫和對人們生活的侵犯，並在道德上平等對待人們。此外，干預的目標、以及干預所依據的科學知識、價值和判斷，都應該讓公眾知道。

4月14日，歐洲委員會生物倫理委員會宣佈：即使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獲得醫療保健也應該是公平的，此外，其應以醫療標準為指導，以防止對弱勢群體的歧視，如殘疾人、老年人、難民和移民。

大流行期間最重要的倫理變化之一，將產生於需要用所謂的社區護理來補充以前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系統。

人們需要討論的是「眾人健康（we-health）」而非僅「個人健康（me-health）」。

可以肯定的是，醫患關係仍將以至關重要的倫理規範為指導，如告知病人、保護病人免受傷害、保持忠誠和保密。但是，此外，在分配有限的醫療資源方面，必須比以往更加強調集體和集體的觀點。

在新冠肺炎的恐慌中，人們不能丟棄基本的生物倫理原則。

只有堅持醫病關係和對整個社會的責任，才能確保衛生專業人員的英雄努力不白費，確保參與者的道德操守不受損害。畢竟，一旦大流行病結束，人類仍將不得不正視彼此，而非僅透過螢幕互動。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Bioethics for the Pandemic》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