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史洛特

 

●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事務榮譽教授

● 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局前局長

過去30年，全球一直在試圖重新定義「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讓民族國家為生存、福利威脅做好準備和應對。

更甚者，國家安全已開始與「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相提並論，也是將資金和資源集中於人道威脅，就像對待國家主權威脅一樣。　

但前述努力基本失敗，現在必須嘗試新方針，人們不需要擴大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而應該窄化。

這意味著：區別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將軍事安全與其他同樣重要但不同的重點相提並論。

首先，我們必須問四個基本問題：保護什麼或保護誰？要抵抗什麼威脅？誰來保護？怎樣保護？

經典的國家安全形式包括保護民族國家，抵禦軍事入侵。更準確地說，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闡明：威脅或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國家的主權完整和政治獨立。

現在，民族國家面臨著其他威脅，包括網路襲擊和恐怖主義，只不過這些攻擊必須由一國發起，針對另一國或威脅一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因此，這些威脅真正算得上軍事威脅的子集。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會引起海平面升高，從而威脅許多島國的生存，也會導致荒漠化和水資源短缺，從而危及乾旱國家。

此外，1945年的世界幾乎完全由民族國家定義，今日的安全專家還必須著眼於超越國界的威脅。

和（國家）軍事入侵不同，恐怖主義、瘟疫、全球犯罪網路、假資訊運動、不受監管的移民，以及糧食、水和能源短缺等現象，未必會威脅到某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但的確會危及全球人民的安全、福利。

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區別不僅僅是語義上的，也直擊了第三個問題的核心：誰來保護？

要知道國家安全是國家政府的職責，通常內部一小部分同胞完全專注於軍事安全，近幾年來，這些建制開始擴大到網路安全、衛生安全和環境安全等領域，但仍未及核心。

相反，全球安全思維敞開了參與的大門，想更廣泛的人群開放——首先是各國地方首長，他們直接負責所在州、省和市的居民的安全和福利。

例如，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遇恐怖襲擊後，美國城市和州官員開始積極參與制止未來襲擊，保護居民，他們猶如國家外交、國防官員一般的向外國同僚討論。

更廣泛地說，全球安全沒有官方責任人。

執行長、民權組織、慈善家、教授、各種自封的領袖都能發起和加入捍衛所有人安全的行動，事實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危機便提供了大量有效領導力的例子，無一來自國家政府。

舉例來說，美國和中國政府借疫情升級雙邊對立，眾多國際研究者、基金會、企業和政府機構網路在齊心協力開發新冠肺炎的療法和疫苗，完全不考慮國籍。

全球安全事務的廣泛參與也讓「國內」、「國際」事務的界線迅速消失中。

衛生、環境、能源、網路安全和刑事司法傳統上都被視為內政，外交政策和安全專家則認為國防、外交和發展是完全不同的領域，由於事關國家間和國際組織間的關係。

但這一區分將逐漸模糊。

這些變化反過來讓更多樣化的群體擁有一起討論全球安全問題的機會，近幾年來，傳統軍事領域只是略有漸變，但更多的婦女和有色人種在市政府佔據高位，衛生和環境保護（包括環境司法）也是如此。

拼圖的最後一片是如何提供全球安全。

傳統軍事安全的終極目標是勝利，但許多全球威脅主要要依靠更強的韌性，亦即，忍耐力大於輸贏（less winning than withstanding），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的伯克（Sharon Burke）指出，與其說目標是滅敵於海外，不如說是構建安全於國內。

人類顯然仍然想要贏，如果「贏」意味著戰勝病毒、根除恐怖主義或假消息網路的話，但全球威脅的深層性質意味它們只能削弱，幾乎無法消除，利用識別、避免危險、從創傷中生存以及適應新環境的手段武裝人民，才是更好的長期戰略。

如今，死於新冠肺炎的美國人已是當初越南戰爭的兩倍，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許多國家領導人仍專注於大國競爭，不太關注疫情死亡人數的日益增加，透過指責別國來轉移國內視線。

這場危機的主要教訓在於：人們如何看待、提供未來的安全。

年輕人尤其如此。

新美國基金會的絲塔克（Alexandra Stark）認為，新冠肺炎是這一代的「911（恐攻）」，她認為，美國不該像從前那樣做出高度軍事化的反恐應對，而應採取肇基於人道福利的大戰略，重新聚焦人的健康、繁榮和機會。

這讓我頗為安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Post-Pandemic Worl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