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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

 

•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從中國傳播到歐洲再到美國，那些遭受疫情衝擊的國家紛紛瘋狂搶購口罩、呼吸器和防護服等醫療用品，很多時候，不得不求助中國。

在危機全面爆發之際，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關鍵物資供應者，佔據歐美個人防護設備進口總量的半壁江山。正如《紐約時報》最近的報導，中國已奠定未來數年內主導防護和醫療用品市場的基礎。

當年中國首次走向全球市場時，它的優勢在於擁有近乎無限的低成本勞動力供應，但正如大家如今所認識的，中國製造業的強大實力並非源自於無拘無束的市場力量。

作為「中國製造2025」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制定了旨在大幅提高國內生產商全球醫療用品市場份額的相應目標，《紐約時報》的報告詳細解釋中國政府如何向國內工廠提供廉價土地、發放補貼貸款、指示國有企業生產核心物料，以及要求醫院和企業使用本地原料構建國內供應鏈。

例如，中國各項指標排名前列的四川省，將原本允許採購進口產品的醫療設備種類減少了泰半，大多數醫院都必須在當地採購所有物品，只有頂級醫院才獲准從國外進口物資。

如今西方媒體再次充斥著中國企圖把持全球工業機器的重要部件的論調（摘自《紐約時報》內文），外界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角色的描述，也逐漸從「平和經商（doux commerce）」轉為帝國主義侵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世人不斷展現的威權主義行徑，以及持續升級的對美貿易衝突，顯然也助長了此一敘述。

中美間的戰略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是確實存在的，它們構建於中國日益膨脹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美國領導人不承認多極化世界的現實之上，但是，人們不應讓經濟學淪為地緣政治的人質，更甚者，讓經濟學成為強化、擴大戰略競爭服務。

首先，人們必須認知，國家主導的混合經濟模式始終是中國經濟成就的根源。

如果說，中國一半的經濟奇蹟源自於1970年代末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那麼另一半則是中國積極的政策保護了國有企業等舊有經濟架構的結果，同時透過各式各樣的產業政策催生了眾多新產業。

經歷有史以來最迅速脫貧進度的中國人民，顯然是上述做法的主要受益者。

但這些成就並沒有以損害世界其他地區利益為代價，反而還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中國正是憑藉這些目前讓其他國家激憤不已的成長政策，最終成為了西方出口商和投資者眼中的巨大市場。

那麼中國的產業政策（比如醫療用品）對其他地方的競爭對手是否有失公平？

人們在作出如此斷言前應當三思。

實施產業政策的常規理據，是新興產業會產生的學習溢出效應、技術外部性和其他廣泛社會效益，因此，各國政府應當予以支持。

但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並不擅長確定哪些行業值得扶持，最終大部分成本都落在國內消費者和納稅人身上，換句話說，假若中國的產業政策被誤導、誤用，結果就是：自身經濟蒙受了損失。

照這邏輯，如果中國決策者實質上找到了社會利益大於個人利益的部分活動，借此提高自身經濟表現，那麼外國人又有什麼好抱怨的呢？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解決市場失靈（fixing market failures）」，境外人士想要阻止中國政府推行此類政策的做法，就跟防止競爭對手釋放自身市場一樣，毫無根據。

當涉及的外部性是全球範圍（比如氣候變遷）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中國對太陽能電池板、風力渦輪機的補貼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了，也為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巨大收益。

存在壟斷和市場主導型企業的情況下，產業政策所涉及的經濟學會變得更複雜，當工業政策以犧牲世界其他地方利益為代價來行使市場支配力時，對其加以限制，才是合理的。

但很少有人指責中國生產商哄抬價格，這是掌控市場的指標性行為，對此的抱怨通常是反向的，這些考慮因素可能更適用於經常在高科技市場佔據主導地位的歐美企業。

但這都不是其他國家在中國向更先進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選擇原地踏步的理由。

首先，美國擁有施行成功產業政策的悠久歷史，特別是在國防相關技術方面，目前美國政界已達成廣泛的政治共識，認定國內需要針對優質就業、創新和綠色經濟制定更明確的產業政策。

美國聲望極高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舒默（Chuck Schumer）就提出了一項法案，計畫在未來5年內花費1000億美元推動新技術。

在歐美地區，許多推動新工業政策的措施，都是由人們認定的中國「威脅」激發的，但從經濟上考慮，人們不應聚焦於此，而是專注於國內領域的需求、補救措施。

各國的目標應該是在國內建立更具生產力和包容性的經濟，而非簡略地只想超越中國，試圖削弱它的經濟進步。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 as Economic Bogeyma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