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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毅仁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這段時間以來，針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川普主義（Trumpism）最有趣的批評，來自於右翼力量。這裡的右翼（the right），不是指另類右翼、激進右翼、福音派右翼或種族主義右翼，而是過去始終為共和黨總統投票或效力的真正保守派人士。

上述共和黨「悍拒進入川普陣營（Never Trumpers）」包括了記者弗魯姆（David Frum）、韋納（Peter Wehner，兩人均曾是美國前總統布希的演說撰稿人），同時還是林肯計畫（the Lincoln Project）的成員，言詞犀利的節目已激怒了總統。

還有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杜塔特（Ross Douthat）、史蒂文斯（Bret Stephens），或是《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魯蘋（Jennifer Rubin）等保守派專欄作家，也同樣包括在內，他們對川普主義的批評更能發揮發人深省的效果。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最重要的是，我認為反川普的保守派人士不像左翼人士總把道德掛嘴邊，而且，也少些勢利情緒，川普常因低俗的品味、粗鄙的禮儀以及對英語語言的原始把握，在美國自由主義新聞圈中飽受嘲笑。

但他在前述方面雖令人不快，但卻不是他最危險的因素。

保守派（真正的保守派）往往是制度的頑固捍衛者，畢竟，他們希望守住一切，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往往比其他人更早發現川普根本就不是什麼保守派人士，而是對規範、條約和基礎的憤世嫉俗的破壞者。

假設川普有任何信念（雖然非常值得懷疑），那麼，川普應當是個革命者（a revolutionary）。　

左翼人士批評川普不那麼有效率，因為他們意識不到獨特的危險。

在他們看來，不過就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的體系中，一張咆哮的討厭面孔，川普不過是美國自由民主制度下高度腐敗問題的表徵，這套體制總是操縱在富人、白人和男性手中。

在他們看來，川普在（2020年）11月大選中假定的民主黨挑戰者拜登（Joe Biden）或許更容易為人接受，但卻不是最終的解決方案。

美國式資本主義、美國歷史悠久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也許確實存在部分腐朽的地方，這些問題在許多社會普遍存在，其中，有不少是既不屬於資本主義也不屬於民主。

而且，維權人士也應當因努力糾正這些罪惡而受到讚揚。

危險之處在於，種族和身份這樣的重要問題可以容易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川普對共和黨構成的特定威脅上轉移。

主流自由和民主人士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危險，但在宣傳方面，他們卻往往沒有右翼人士那麼靈活。

這可能與自由主義本身的性質相關。

自由主義者天生厭惡意識形態，妥協傾向更強，或者至少將信任置於理性和開明的個人利益之上，在對付川普主義的時候，有理有據的爭論並不像針對性極強的身體打擊，尤其是針對腰部以下。

絕大多數自始至終拒絕進入川普陣營的保守派人士，都與善於妥協的主流自由主義者不同，其中部分人高度意識形態化。

例如，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就是如此，其中，曾任美國前副總統奎爾（Dan Quayle）幕僚長，同時也是現已停業的《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編輯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就是榜樣。

他對川普的民粹主義抗議無法擺脫偽善的色彩，因為就是是克里斯托爾首先宣導頗具原始川普色彩的裴琳（Sarah Palin）作為2008年馬侃（John McCain）的競選搭檔。

新保守主義者痛恨川普的原因之一，是這位現任總統不願使用武力在全球傳播美式民主，克里斯托爾就如弗魯姆等人，都是伊拉克戰爭的公開支持者，而且，他視川普為嚴重威脅，因為他是美式民主的堅強捍衛者。

這種保守主義信念與意識形態福音主義的結合，最終造就了他反川普街頭鬥士的角色。

問題在於，保守派自始至終拒絕加入川普陣營人士，以及自由派人士的臨時聯盟，能否拉下川普。

在世代、種族和性別理想的推動下，民主黨內部興起的向左轉趨勢顯示，許多支持拜登擺脫川普的人，不會僅滿足於恢復正常，他們的目標不僅是恢復川普執政前的狀況，拜登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自稱為過渡總統（transitional president），而且年齡不是其中唯一的因素。

保守派人士很有可能抵制由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及左翼支持者提出的美國過渡。但如果拜登能把美國從川普手上「解救（deliver from）」出來，拜登所背負向歐洲社會民主制度前進的壓力（包括全民醫療、累進稅率和收入再分配）都非常強。

這可能導致反川普聯盟分裂，但這可能並不是什麼壞現象。

畢竟，即使民主黨人開始左轉，真正的保守派也可能從破壞一切的狂熱分子手中奪回共和黨，當然，只有當川普、共和黨在大選中兵敗如山倒（這也可能是將川普逐出白宮的唯一方法），才會發生這種情況。

但結果也可能有所不同，假使真的如此，那當然更好。

尤其在（經濟）大蕭條爆發後，美國真正需要的是再次實行新政，美國前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啟動新政時乃以實用主義者（a pragmatist）的身份，而非左翼理想主義者。

羅斯福與桑德斯不同。

但羅斯福意識到政府必須介入才能力挽資本主義狂瀾時，自始至終拒絕加入川普陣營的保守派共和黨人可能也有相同的結論，革命左派和極右翼勢力都不會滿足於這樣的結果，這應該是最有力的論述了。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onservatives Versus Trum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