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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卡爾

 

● 澳洲國立大學教授

部落組成的利比亞和中東北非地區其他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相同，如阿富汗、敘利亞和葉門等，富含石油反倒成了原罪，在這些國家中，內亂、錯誤的外部干涉讓衝突久久無法得到解決。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在2014年出版的回憶錄《責任》（Duty）中回顧了美國入侵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兩場戰爭，他認為美國擅於顛覆政權，對於如何取而代之並無思考。

蓋茨認為，原因在於美國並未考慮國家和地區的複雜性。

2011年北約領導的利比亞軍事干預亦如是，還在進行中的利比亞危機既有內因，也有外因。

格達費上校（Colonel Muammar el-Qaddafi）的獨裁統治在2011年10月北非「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群眾暴動中被推翻，格達費的失勢也是因為美國支持、英法提供武裝、聯合國安理會基於對利比亞人民的「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授權的干預。

但無論是叛軍還是干預力量，都沒有在利比亞這個早已深度分裂的國家構建政治秩序的計畫，參與革命的各派系對於結束格達費殘暴統治後的日子沒有規劃，干預主義者也缺乏構建穩定新秩序的戰略。

干預主義力量很快就打敗了格達費的部隊，但無法處理這一結果。

和美國先前在阿富汗、伊拉克的錯誤一樣，他們低估了利比亞社會的部落性質，也低估了利比亞位於北非、地中海地區的地緣戰略重要性。

境外勢力更注重保護利比亞誘人的石油儲備，而非幫助利比亞人民重建國家統一，建設包容性的代議制國內秩序。

隨著利比亞迅速陷入混亂，各派選擇武裝控制國家某一隅，干預力量將置身事外作為權宜之計，畢竟，他們想要避免美國在伊拉克曾經面臨、在阿富汗仍在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局面。

這一決定，讓地區和其他力量加入利比亞戰局，支持不同派系為己爭取利益。

2015年後，兩大敵對派系陷入了日益血腥的國家控制權之爭：位於的黎波里（Tripoli）由聯合國承認的民族團結政府（GNA），以及位於托布魯克（Tobruk）由叛變將軍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領導的的利比亞民族軍（LNA）。

雙方之所以持續衝突，也帶給利比亞人民高昂的人身、經濟代價，主因是外國勢力的支持。

土耳其、卡達和義大利全力支持GNA，而埃及、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和法國支持LNA。

美國則是選擇兩邊下注，但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看來似乎更喜歡哈夫塔爾。

在令人擔心的最新發展態勢中，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警告土耳其及盟友不要佔領目前由LNA掌控的戰略要地蘇爾特（Sirte，以及向東延伸直至利比亞與埃及邊境的一大片領土）。

土耳其、埃及都不願直接捲入軍事衝突，特別是各自面臨嚴重國內問題的當下，但它們的姿態可能導致足以嚴重動搖北非和地中海地區的衝突。

缺乏國家、地區和國際共識，意味著聯合國組織的日內瓦和平談判迄今無法產生確切結果，總有一方不肯讓步或另一方破壞協商，僵局讓利比亞陷入了長期結構性動盪和不安全，短期內無法恢復常態、更甭提為慘遭戰火蹂躪已久的保守人民一絲希望。

挽救現狀需要排除外部力量，讓利比亞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

不幸的是，利比亞的石油資源和地緣政治重要性，反而讓它成為一塊吸引外部干預的磁石，更是利比亞人民的詛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Libya’s Double Traged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