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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許多分析家認為自由國際秩序以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而告終，但如果拜登（Joe Biden）在11月大選中擊敗川普，他是否應當努力使自由秩序復興？

也許結果並非如此，但他必須找到某種替代選擇。

批評人士指出，1945年後的美國秩序既非全球性，也不總是非常自由是正確的，它當時將逾半數的世界排除在外（包括蘇聯集團和中國），並納入了許多專制國家。

美國霸權總是被誇大。

儘管如此，最強大的國家必須帶頭創造全球公共財，否則無人可以提供，美國人也將因此而受苦。

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很好的例子，拜登政府的現實目標應該是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制度，處理不同事務便有不同的成員國參加。

中國和俄國是否會願意參與？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中俄均無法平衡美國的力量，美國則淩駕於主權之上執著於對自由價值觀的追求，美國在從未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的情況下轟炸塞爾維亞（Serbia）、入侵伊拉克（Iraq）。

它還支持聯合國大會2005年通過的一項「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決議，旨在為遭受本國政府殘酷對待的公民提供保護，其後，美國在2011年利用這項原則來為轟炸利比亞（Libya）保護班加西（Benghazi）公民時找到了理由。

批評人士將這項記錄描述為後冷戰時期美國人的自大。

例如，當北約主導對利比亞的干預行動最終導致政權更迭時，俄國和中國感覺被欺騙了，此次行動的捍衛者則描述為自然演變的國際人道法。

無論如何，中國和俄羅斯力量的成長更嚴格限制了自由干預主義行動。

那麼還剩下些什麼？

俄羅斯和中國強調《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主權原則，該原則規定，國家只能出於自衛、或得到安理會批准的前提下發動戰爭。

1945年來，以武力佔領鄰國領土的情況已十分罕見，一旦發生，就會因制裁而付出高昂的代價（如同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

此外，安理會經常授權在陷入困境的國家部署維持和平部隊，同時，政治合作也成功限制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彈道飛彈的擴張。

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維度仍然至關重要。

落實在經濟關係，世界更需要修訂規則。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中國透過國家資本主義撐起了不公平的重商主義模式，這樣的模式大幅扭曲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職能，結果還導致全球供應鏈脫鉤，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

儘管中國抱怨美國阻止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在西方建設5G通訊網路，但美國此立場是與主權要求相一致的，畢竟，中國出於安全原因也阻止了谷歌、臉書和推特在中國的營運。

談判全新貿易規則將有助防止脫鉤升級，但同時，儘管爆發了當前這場新冠肺炎危機，關鍵金融領域的合作仍然是非常強勁的。

相反，生態領域的相互依存在主權面前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威脅是跨越國界的。

無論經濟全球化受到怎樣的挫折，環境全球化都將繼續下去，因為它所服膺的是生物和物理定律，當代地緣政治邏輯沒有任何效果，上述問題威脅著所有人，但沒有任一國家有能力獨立解決。

在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遷等問題上，權力也擁有所謂的正和維度。

在這樣的前提下，僅僅思考對他人行使權力是不夠的，人們還必須從與他國共同行使權力的維度來進行思索，《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對此都有幫助。

自從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毛澤東在1972年會面後，儘管意識形態領域存在分歧，但這並不影響中美間的合作，拜登所面臨的難題是美中兩國能否合作製造全球公共財，同時在傳統的大國競爭領域展開對抗。

網路空間是一個全新的重要問題。

因為它部分具有跨國性質，但同時也受控於主權政府，網路已遭到部分分割，可以在民主國家內部制定網路言論自由和隱私規則，但這些規則不會得到專制國家的認可。

正如全球網路空間穩定委員會所建議的那樣，如果威權主義者也想實現互聯互通，那麼部分禁止篡改網路基本結構的規則，也是符合他們利益的。

但當利用代理發動資訊戰或干預選舉時（這種做法侵犯主權），就必須透過諸如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所談判達成的限制升級海上事件等規則，來強化規範（儘管意識形態領域的敵意是依舊存在的）。

美國和志趣相投的國家必須公開堅持的規範，並且建立起必要的威懾。

堅持網路空間的自由價值觀並不意味著美國單方面解除武裝。

相反的，美國應區別對待可允許的公開說服軟實力、和秘密資訊戰等硬實力，在對方發動秘密資訊戰時，美國勢必反擊，也可允許俄羅斯、中國公開播放節目和廣播，但操縱社交媒體等秘密統一行為是不被允許的。

美國將持續批評這些國家的人權記錄。

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希望避免軍事干預，但卻並不想退出聯盟或多邊合作，他們仍珍視價值觀。

如果拜登當選，他所面臨的問題並非是否恢復自由國際秩序，問題在於美國是否能夠與核心盟國合作推動民主和人權，同時與更多國家合作一同面對氣候變遷、疫情流行、網路攻擊、恐怖主義和經濟動盪等跨國威脅所需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制度。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After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