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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伊爾

 

• 英國劍橋大學公共政策學教授

亞里斯多德是對的。人類從來都不是原子化的個體，而是每做決定就會影響到他人的社會生物。現在，新冠肺炎疫情明確了這一基本觀點：我們每個人都要因為自己的行為給他人帶來感染的風險而承擔道德責任。

事實上，這次疫情只是人類面臨的許多集體行動的問題之一，其他還包括氣候變遷、災難性的生物多樣性喪失、抗生素耐藥性、日益不確定的地緣政治所導致的核緊張局勢，甚至與小行星相撞等潛在威脅。

然而，正如疫情所顯示，揭示現代生活在權利和契約的個人主義表像下的集體的、相互聯繫的特徵的，並非是存在的危險，而是日常的經濟活動。

我們這些能在家工作和交流新的經驗的白領們，比我們想像的更依賴於以前看不見的基礎工作人員，如醫院清潔工和醫務人員、超市工作人員、快遞員和電信技術人員，他們維持著我們的聯繫。

同樣，口罩和化學試劑等新必需品的製造商也依賴於世界另一端的進口。許多生病的、孤僻的、或突然失業的人，依靠鄰居、朋友和陌生人的善意度日。

經濟活動的突然停止，突顯出現代互聯經濟的一個事實：影響某些部分的因素，實質上會影響整體。因此，這種聯繫網在受到破壞時是一個弱點。但它也是一種力量，因為它再次展示了勞動分工如何讓每個人生活得更好，正如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兩個多世紀前指出的那樣。

當今具有變革意義的數位技術正顯著增加此類社會溢出效應，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支撐著複雜的物流網路和準時制供應鏈。數位經濟的本質意味著我們每個人的選擇都會影響到其他人。

比如資料的問題，由於有關數位接觸追蹤應用程式能否説明經濟更快擺脫封鎖的政策辯論，這個問題如今變得更加突出。

只有當足夠多人使用同一款應用並分享其收集的資料時，這種方法才會有效。

而且，阿達·洛​​夫萊斯學院（Ada Lovelace Institute）在一份經過深思熟慮的報告中指出，這將取決於人們是否認為這個應用程式是值得信賴的，並且確信使用它會對他們有幫助。如果人們不願向正在推廣該系統的政府提供「他們的」資料，那麼任何應用程式都不會有效。

如果我決定隱瞞我的行動和聯繫資訊，這將對每個人都有不利影響。

然而，儘管許多資訊肯定應該保持隱私，但就資料只與他們本身有關來看，有關個人的資料很少是「個人的」。事實上，很少有包含有用資訊內容的資料涉及單個人，無論是人口資料、位置，還是其他人的活動，都是環境賦予了它價值。

大多數評論員認識到，隱私和信任必須與填補我們對新冠肺炎知識巨大空白的需求相平衡。但天平正在向後者傾斜。

在當前的情況下，集體目標超過了個人偏好。

但當前的緊急情況只是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一個急性反應，背後是經濟的穩步轉變，在這種轉變中，規模報酬遞減或不變的經典假設，適用於規模報酬正在增加的經濟體。

在傳統框架下，增加一個單位的投入（資本和勞動力），產出的增加量會更少，最多是與增加的投入持平，對於一個以農業和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體來說，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

但是，當今經濟的主要特徵是不斷增加的回報，更大的公司將做得更好，推動數位平臺成長的網路效應，就是一個例子，而且，由於大多數行業的前期成本較高，規模較大的生產商單位成本較低。

增加回報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在高價值活動（如軟體設計、體系結構和先進製造）中所需要的大量基於經驗的專門知識，這樣的回報不僅有利於在位者，也意味著個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選擇會對其他人產生溢出效應。

儘管經濟學家多年來一直關注這一現象，但規模報酬遞增的普遍性、以及更普遍的溢出效應，在影響政策選擇方面卻出奇地緩慢。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其更難被忽視。

就像蜘蛛網斷了幾根就會破裂一樣，疫情凸顯了人們在經濟上相互依賴所帶來的風險。

目前，美國加州、喬治亞州、德國、義大利、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彼此來恢復和重建，所有人都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不可持續的幻想上。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OVID-19 and the End of Individualism》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