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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尼爾

 

● 英國前財政大臣

● 高盛資產管理前董事長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榮譽經濟學教授

7月稍早，國際藥品製造商聯合會（IFPMA）發佈了近10億美元的AMR（抗生素耐藥性）行動基金計畫，用以開發急需的新抗生素，多家全球大型製藥公司、惠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和歐洲投資銀行都簽約加入了這項計畫，並在歐洲和美國同步直播簽約儀式。

IFPMA成員和代表紛紛對於抗藥性和新病原體導致的有效抗生素日益減少問題的嚴重關注。

葛蘭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執行長魏愛瑪（Emma Walmsley）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表了一篇評論推銷新基金，內容引用了由我統籌進行的2014年至2016年英國抗生素耐藥性評估報告的發現。

當時，我們便發出警告，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2050年時因抗生素耐藥性導致的死亡人數每年將達到1000萬，累計經濟損失100兆美元。

抗生素耐藥性危機規模巨大，IFPMA的最新舉措毫無疑問是值得鼓勵的，但這是否標誌著轉捩點，仍有待觀察。

在抗生素耐藥性評估報告中，我們指出，抗生素研發過程的各個階段都需要更多資金。比如，在初期，顯然必須有更強烈的推動激勵以刺激研究和創新，還需要拉抬激勵（獎勵和結果），如市場准入利益或用藥量保證，以誘導新療法的開發有始有終。

在抗生素耐藥性評估報告最終建議發佈後的幾年裡，大量資金進入了初期專案，其中大部分來自政府和非營利組織。

融資承諾總量有希望達到評估報告的建議目標：5年20億美元。

過去18個月的經驗顯示，這些資金只能有助推動，但若沒有更多的拉抬激勵，早期創新未必能發展成熟，投入生產。

在這些條件下，大部分小型和新興專業生物科技企業甚至入不敷出。

新的抗生素耐藥性激進可以為致力於關鍵性研究開發的小企業提供救命資金，就我的理解而言，基金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支援對新病原體治療的研究。但是，從目前的情況看，IFPMA的公告並未被認為是局面改變因素，至少，從這一小規模的研究領域上市企業股價判斷，確是如此。

此外，原始評估報告估算，未來10年約需要200億美元為開發世界衛生組織稱為「重點病原體（priority pathogens）」的新一代治療方案提供融資，我們發現，這筆融資可以來自政府，也可以來自行業本身，前提是激勵結構合理。

新抗生素耐藥性基金的參與者包括少數幾家活躍於研發生產過程的製藥公司，也有部分參與者並不具備參與全過程的能力。

由誰來完成這些和其他小企業開啟的工作？

從發佈內容看，基金不會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沒有來自政府的強烈的新拉動激勵，激進需要依靠新資金源從大型藥廠企業手中接手開發新療法的全過程。

這一計畫的效果仍有待觀察。

一個關鍵的考驗是，在基金顯然將支持特別有吸引力的新療法的情況下，主要藥廠企業會做出什麼動作，要讓系統運轉起來，新藥必須通過臨床前和臨床測試的諸階段，然後才能用於全球民眾（和動物）。

但願新基金能開創一個解決危險且長期市場失靈的更快過程。

決策者需要切實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創新營造支援性環境，大型藥廠企業需要精準說明利用基金做了什麼，例如對抗抗生素耐藥性或其他集體挑戰。

萬里長征才走出第一步，我們仍無法確切獲知基金將如何管理。

在最低程度上，大型藥廠企業正在暗示已準備好在開發新抗生素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另一個令人憧憬的訊號是：美國提出首創抗生素捐助以制止耐藥性提高（PASTEUR）法案，這法案試圖建立一個框架，為新抗生素製造商提供（一定程度）的補償。

如果法案通過，本身固然是個重大進展，但同時也會為其他國家帶來跟進的壓力，例如歐洲和亞洲。

關於這一點，還有一個令人鼓舞的消息。

即將就任歐洲醫學會（European Medical Association）總裁的庫克（Emer Cooke）已承諾，會將抗生素耐藥性列為任內的主要重點工作，其他歐洲決策者也應該加入她，在職責範圍內為業界提供更強烈的拉動激勵措施。

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剛吸引全球目光時，所謂「對抗抗生素耐藥性（fight against AMR）」的意義還不清楚，但如今，包括許多政府、企業和其他組織已表現出不讓疫情擴大的精神，但願IFPMA的新計畫不會是最後一項全球防疫計畫。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Has Big Pharma Finally Stepped U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