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尼爾
● 英國前財政大臣
● 高盛資產管理前董事長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榮譽經濟學教授
自3月以來,我一直都比其他評論者更贊同在疫情引發經濟衰退後出現V形復甦的可能性(儘管我也不斷警告說未來十年內許多經濟體將面臨多項結構性挑戰)。
但鑒於當前不容忽視的危機深度和規模,每當我表達這種樂觀態度時總會遭到反駁。
隨著7月的結束,許多經典的短期領先和同步指標仍在指向一場V型復甦,正如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霍爾丹(Andy Haldane)所指出的那樣。
儘管新型冠狀病毒增添了一點複雜度,但我長期仰賴的每周和每月指標仍然有效地實現了信號與雜訊的分離。我在剛出任高盛首席經濟學家的那段時間,協助制定了一個全球領先指標(GLI)指數,這指數比經合組織長期使用的各項指數反應更快但同樣準確,同時也更能預測金融市場行為。
自從7年前離開金融業以來,我仍然每月關注著那些構成GLI指數的公開資料,其中包括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相對於庫存的新訂單金額、美國每周失業救濟申請人數,比利時商業信心調查和南韓每月出口資料。
如果還想獲取有關全球經濟狀況的其他提示則可以關注來自其他國家的知名PMI調查以及德國Ifo商業景氣指數這類每月調研資料。而關鍵之處在於許多類似指標也適用於中國,且通常比那些批評中國者所營造的印象更加可靠。
除了這些短期領先和同步指標之外還有一些關注更廣泛財經狀況的指標。當新型冠狀病毒在2月下旬到3月之間衝擊南韓和義大利時,人們開始普遍認識到危機將擴大到全球大流行的程度,金融市場也對此做出了反應:各大股市急劇下跌,全球金融狀況顯著收緊。
上述所有高頻指數也因此全面崩潰。
儘管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在3月和4月間採取了多項積極措施來緩解衝擊,但南韓出口依然急劇下降,各地PMI指數都出現暴跌,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失業率直線上升。這些趨勢都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在發達世界的爆發式傳播所致,一方面感染率上升,另一方面經濟慘遭封鎖。
自那以後疫情開始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以及美國大部分地區蔓延開來。
大面積出現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況,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整體封鎖措施,為這場危機賦予了一種世界末日式的戲劇性特質,也無怪乎許多人會對樂觀的看法存疑了。
即便如此,當前的各項高頻指標仍然表明可能出現V形復甦,畢竟世界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絕對算得上大手筆的經濟政策對策,並動用了異乎尋常的貨幣和財政措施加以干涉。
許多國家政府的因應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年對抗2008年至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和衰退的時候。
誠然,政策制定者所側重的並不是經濟刺激,而是當下的醫療衛生和經濟緊急情況;但是許多最重要的危機因應舉措仍將繼續發揮其長期效應。
例如,透過補貼休假方案來在封鎖最嚴峻時維持家庭收入的舉措在許多情況下都提高了儲蓄率,並將轉化為未來的支出成長(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而這還只是最近幾周金融市場指數大幅上漲的眾多原因之一。
這些現象可能算不上常態,但通常來說這種回升意味著經濟可能復甦。此外許多關鍵的高頻指標也在改善,部分甚至相當顯著。美國就業資料和美國,歐洲和亞洲每月PMI指標都出現了連續2個月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面臨著各項挑戰,但財新服務業PMI指數已在6月升至108.4的10年來最高。對於那些質疑中國資料有效性的人來說,要記住該指數曾經在2月一度跌至26.5的低點。此外南韓的各項出口資料也明顯強於前幾個月(儘管仍比2019年同期低11%)。
但是所有這些邁向V形復甦的動向顯然都是暫時的。
倘若主要經濟體被迫再次關停,關鍵的高頻指標和更廣泛的金融狀況無疑會再次惡化。但如果封鎖仍然只是局部和暫時狀態,醫療衛生系統繼續擴大病毒測試範圍,尤其是開發出疫苗或更有效療法後,那麼經濟前景就不會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般黯淡。
如果確實出現了V型復甦,那就很有必要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務(例如未來成長的品質)之上。
人們絕不能重蹈2009年至2010年的覆轍,就生產率的提高和包容性而言,當年那場復甦還遠遠算不上理想。
決策者需要比10年前更富想像力和激進地展開思考, 但這就要留待另一篇評論文章去討論了。
(原標題為《A V-Shaped Recovery Could Still Happe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