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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瑞克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創新是驅動當代經濟的引擎。生活水準的高低取決於生產力的增長，而生產力的增長又取決於新技術的引進和傳播。由此一來，這些新技術讓我們能以更少的地球資源，生產更多的產品和服務。

政策制定者和公眾普遍理解創新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人認識到，創新議程被為數不多的投資者和企業群體掌握得程度，而他們的價值觀和利益不一定反映社會需求。

在如今的發達經濟體中，私人企業承擔了大部分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商界在研發總支出所占份額各自不同，從新加坡的60%到韓國的78%不等。在美國，商界占的份額偏高，為72%。但實際上卻是公共部門為私人研發提供了必要條件，如社會、法律和教育基礎設施。

私營部門的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對基礎科學和研究實驗室的資助。它依靠由公共基金資助的大學所培養的科學人才。國家通過派發專利賦予創新者壟斷權，並通過勞動合同法確保私人研發的收益。再者，私人研發通過稅收抵免和其他政策，得到國家的大量補貼。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不僅應該關心整體的創新進程，還應該關心新技術的具體研發類型。我們應該確保投資的技術安全、不損害環境、並且賦予自我完善的能力。與此同時，新技術不應該只是取代勞動力，也需符合民主價值觀和人權。

技術變革的方向不是固定的，也不由社會和經濟體系以外的因素所決定。相反的，它是由激勵機制、價值觀和權力分配所塑造。

儘管政府大力支持創新，但事實上他們通常很少關注技術變革在私人領域的走向。然而，私營企業的優先考量往往導致它們對具有長期回報的技術投資不足，比如能夠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或者對數位化創新對人權或隱私造成的影響缺乏關注。例如，製藥公司為了獲得更好的回報，往往會著重開發針對發達經濟體罕見疾病的高價藥物，而不是影響貧窮國家數百萬人的熱帶疾病疫苗。

此外，公司為了增加對資本及經營管理的回報，往往會對自動化技術進行過度投資，最終犧牲員工的利益。正如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帕斯誇爾·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指出，這可能會產生「平庸的技術」，不僅對提高生產力沒有太大的作用，還會讓員工的處境更糟。

對自動化技術的執著，也有可能把最聰明的投資者引入歧途。2016年，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宣佈將在一個新的全自動汽車工廠製造特斯拉 Model 3轎車，其運行速度將超過人類的可行速度。兩年後，計畫陷入困境，新工廠出現了嚴重瓶頸，表明實際產量將遠遠低於公司的目標。馬斯克被迫在工廠裡建立一條新的流水線，全由工人運行。他在推特上承認：「人類被低估了。」

創新者的優先考量自然由他們自身的文化和社會背景形成。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哈佛商學院教授喬希·勒納（Josh Lerner）和拉馬納·南達（Ramana Nanda），對創新者與普通人的價值觀和優先考量進行了量化比較。

在美國，風險投資在初創企業創新融資中的份額過高。風險投資行業高度集中，前5%的投資者占了融資的50%。

聖地牙哥市灣區、大紐約和大波士頓三個地區大約占到了整個行業的三分之二。頂級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也有超過90%來自這三個地區。再者，由於經常為其他投資者把關，頂級風投公司的影響力甚至更大。

大部分做出投資決定的人擁有相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勒納和南達報告稱，在頂級風險投資公司擔任至少一個董事會職位的人當中，就有四分之三的合夥人曾就讀常春藤大學、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或史丹佛大學。將近三分之一的人畢業於哈佛或史丹佛商學院。因此，不出意料的話，該群體做出的投資決定，將受到他們的社會背景所影響。

勒納和南達認為，風險投資公司在地理上的集中分佈，可能導致其他地區的創新活動 「空心化」。他們表示，「其他城市的風險投資公司，在對當地經濟活動進行評估後，可能會選擇對非常不同的公司進行投資。」

公共創新項目在優先考量上也普遍具有偏向性。在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是高科技創新專案的最大支持者。顧名思義，它面向軍事應用技術。雖然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旗下的許多專案也產生了民用效益（不僅僅是網際網路和全球定位系統），但機構的優先考量顯然圍繞著國防事項。

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畫局的清潔能源技術對應機構，也就是高級研究計畫局（ARPA-E），僅有前者預算的十分之一。或許最大的遺漏是，目前沒有一個國家有專門資助「勞動友好型」技術開發的專案。

如果技術創新是為了服務社會，它的走向必須反映社會的優先事項。由於大家普遍認為改變技術的進程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此政府回避了他們在這方面的責任。然而，我們還未嘗試足夠的方法將科技引向正確的方向。創新至關重要，不應該僅由創新者決定議程。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Democratizing Innov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