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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當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即將展開，並且兩黨全代會都沒有對外交政策有太多討論，總統川普跟拜登明顯地把戰場放在國內議題上面。不過長期而言，歷史學家會問說川普的任期是美國在世界角色的分水嶺，還是只是一個歷史小意外。

在當下這階段，無法獲知答案，因為我們不知道川普是否會連任。我的書《道德重要嗎？》排比了1945年以來十四任總統，並正式把川普評為不適任，但現在他排名墊底。

排行頂尖的總統像是小羅斯福在1930年見到美國孤立主義的錯誤，並在1945年之後創造了國際自由秩序。一個轉捩點是杜魯門總統的戰後決定促使長久性的聯盟持續至今。美國在1948年大大地投入到馬歇爾計畫當中，1949年建立北約，並且領導聯合國聯盟在1950年參與韓戰。1960年，在艾森豪內閣其間，美國與日本簽訂新的安全條約。

在過去幾年，對於軍事介入到越南和伊拉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美國人經歷不少分歧，在他們之間和與其他國家之間。但是自由機構秩序持續地享有廣泛的支持直到2016年大選，當川普成為第一個攻擊他的主流政黨提名人。川普同時對於海外干涉抱持懷疑，儘管他提高國防預算，但他謹慎地使用武力。

川普的反干預主義相對而言更受歡迎，但他狹隘與交易性的美國利益定義，以及他對同盟和多邊機構的懷疑論，並沒有反應在主流民意當中。從1974年以來，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一直詢問公眾美國是否應該承擔還是遠離國際事務的積極角色。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公眾一直都是堅定的孤立主義者，2014年一度達到41%的高峰。與常識相反，2016年大選時有64%傾向積極介入，而這個數字在2018年達到70%。

川普的選舉和他的公眾說服力奠基在經濟上的區域不平等，被2008年大蕭條所加劇，但更多的是在種族、女性角色和性別身分議題上的文化轉變兩極化。儘管川普2016年沒有贏得公眾選票，透過怪罪經濟不安全與因為濫貿易協定與移民導致的薪資成長停滯，他仍成功地把白人的怨恨跟越來越多少數族群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連繫在一起。身為總統，根據前國安顧問波頓，川普沒什麼策略，而且他的外交政策主要由國內政治和個人利益所驅動。

就在川普就任之前，金融時報的馬丁沃夫描述這個時刻為「一個西方領導的全球化經濟時期，和後冷戰單極時刻下美國領導國際秩序的地緣時期，兩者的雙雙終結」。在這個情況下，川普可能證明是美國和世界歷史的轉捩點，特別是如果連任的話。他的選舉訴求可能訴諸國內政治，但他給國際政治造成的效果可能是轉變性的。

目前關於川普的辯論拉回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歷史主要結果是政治領袖決策的產物，還是他們主要是社會經濟力量的結果？有時候，歷史看起來像是湍急的河流，流向被沉澱物和地形所決定，而領導人只是執著於現狀的螞蟻。在我看來，他們更像是泛舟者，嘗試避開岩石，有時候會翻覆有時候會成功滑往希望的方向。

舉例來說，直到日本偷襲珍主港前，羅斯福都未能把美國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但他對希特勒威脅的道德描述，以及他為了對抗威脅所做的準備被證明至關重要。二戰之後，如果是華勒斯而不是杜魯門擔任總統，美國應對蘇聯野心的方式可能會很不一樣。1952年大選之後，一個塔夫特（Taft）內閣或者積極的麥克阿瑟總統都可能會打斷杜魯門從艾森豪繼成而來相對平穩的圍堵政策。

甘迺迪在古巴飛彈危機中避免一場核戰爭至關重要，而且預告了接下來第一次核武器限制條約。但是他和約翰遜（ Lyndon B. Johnson）把國家帶到不必要的越戰災難當中。在本世紀的最後十幾年，經濟力量導致蘇聯的消亡，而戈巴契夫的行為加速了蘇聯同盟的垮台。不過雷根總統的防禦性建設和談判技巧，以及老布希總統的危機管理技巧，都在給冷戰帶來和平句點和統一德國加入北約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換句話說，領導人和他們的技巧很重要，意味著川普不能輕易的被忽視。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的機構、聯盟和美國充滿吸引力的軟實力，民調顯示2016年起就在下滑。

馬基維利式和組織技巧對於成功的美國總統是必要的，但是促成自我警覺、自我控制和脈絡分析的情感智商亦同，這些特質川普都沒有。他的繼任者不論是在2021年或2025年，將會面對一個已經改變的世界，部分是因為川普特異的個性和政策。改變有多大取決於川普是擔任一任還是兩任總統。我們將在11月3日之後知道我們是在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還是歷史意外的終點。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s Trump a Turning Point in World Polit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