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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

 

●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最近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之所以可恥，理應歸咎的原因有很多——從（違反哈奇法和長期規則）濫用白宮作為競選道具以及發言人厚著臉皮說謊，再到川普家族成員的大遊行。值此共和黨（GOP）逐步轉型為川普機構分支之際，凸顯了某種令人震驚的因素：那就是共和黨沒有拿出任何綱領。顯而易見，「全力支持總統的美國優先政策」就是共和黨唯一的議程。

從某個層面看，可以用隔離黨與唐納·川普本人的一種明智策略來解讀為什麼要避開政策綱領。萬一川普在11月競選中被擊敗，共和黨體制成員可以拍拍手走開，聲稱敗選的僅僅是一位不受歡迎的領導人；而共和黨所奉行的長期原則依然完整

但更合理的解釋是，美國兩極分化和超黨派主義的有毒結合已經達到了一種新的集中水準。 因為已經被徹底掏空，該國至少一個主要政黨已經無法再履行其基本的民主職能。

這種職能不僅要求政黨為選民提供選項，而且還要確定如何開展政治戰場。通過更多吸引某些特定團體，政黨在原本無界處劃下邊界；同時通過重點關注某些政治斷層，政黨由此組成相應的政治聯盟，如果政黨把重點放在其他同樣突出的問題上，聯盟的面貌可能看起來截然不同。

民主的使命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達成共識，而是管理利益和目標之間產生的衝突。但當政黨和政客公開妖魔化或否認其他權力競爭者的合法權利時，民主就會陷入崩潰之中。長期以來，上述策略一直為右翼民粹主義者所用，這些人發動文化戰，目的是用歸屬問題來框定所有政治衝突。因此，川普非但不認真回應其競爭對手的觀點，反而單純地將所有批評者都詆毀為「非美國」（un-American）。

正如政治學家雅各·哈克和保羅·皮爾森所表明的那樣，共和黨的文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須歸因於其極其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在成功為富人減稅同時應對2019年新冠疫情徹底失敗的前提下，川普及其政黨需要從對物質生活的注意力轉移潛在選民們所抱有的擔憂。

哈克和皮爾森表示，這種「財閥民粹主義」是共和黨完全無力提出全新政策構想的結果。共和黨人僅僅單純加倍押注減稅和盲目放鬆管制，同時事實證明，他們無法提出任何連貫選項來替代2010年的平價醫療法案（也就是「奧巴馬醫改」），每每涉及這一問題，他們總是用即將提出「某種完美法案」來搪塞。

就像共和黨將標誌性特徵外包給極右翼電視網路和網站的文化鬥士們一樣，它同時也將腦力工作交給了智囊團，而後者絕大多數更看重為捐助者提供服務而非制定有效而廣受歡迎的提案政策。

當然，此類問題並不是美國所獨有的。縱觀西方，傳統政黨一直受到新貴的挑戰，而上述政治新晉勢力往往拒絕進行任何嚴肅的內部辯論，更不用說做出民主決策了。荷蘭的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基爾特·威爾德斯的政黨僅有兩名正式成員：即威爾德斯本人和以威爾德斯為唯一成員的一家基金會。同樣，在英國，脫歐黨派鼓吹擁有超過110,000名「付費支持者」，但其實僅僅是由4名官員和唯一一名註冊「重大控制權人」組成的一家有限責任公司：此人就是奈傑爾·法拉奇，一位無所不在的英國脫歐派人士和在系列問題上持極化觀點的企業家。

毋庸置疑，政黨並非辯論團體。但他們原本肩負著提出新想法和政策計畫的重任，而一個人的獨角戲或一個家族企業不太可能完成這項任務。儘管黨派需要代表其黨員所共有的特定原則，但確定上述原則為何物卻總是會引發爭議的，而且政黨也不會自動堅持這些原則。

美國總統詹森曾經說過 ，「街頭群眾想要的不是關於根本問題的大規模辯論；他們想要的不過是一點醫療服務、一小塊地毯，以及牆上的一幅畫。」但就像詹森的民主黨付出巨大代價才領悟到的那樣，即使是這「一點點的醫療服務」也有可能引發原則性的衝突。

解決此類爭議問題的最好方式不僅需要黨派對手的參與，同時還需要實現內部辯論的公開和多元化。如果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那麼失敗的一方接受失敗並仍然忠於政黨的可能性就更大。恰恰相反，共和黨為川普上演的那種大規模吹捧往往會將某些黨員趕走。

運轉良好政黨的標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能力吸引那些具有穩定黨派支持度的民眾。看似矛盾的是，容許成員在不被貼上叛徒標籤的情況下提出批評意見的黨派最終卻能收穫更高的忠誠度。

關鍵不是要理想化黨內參與式民主。但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憲法規定內部政黨多元化自有其理由。通過培養民眾民主辯論的習慣並迫使他們思考對方的觀點可能自有其道理，這是將兩極分化時代失去的精神體現在了這樣的模型中。

內部專制的政黨更有可能也專制地執政。正常運轉的政黨制度儘管必要，但卻並不足以確保民主。儘管國家不能要求政黨進行激烈的內部辯論，但法律可以並且也應當樹立內部多元主義和問責制更強有力的指導原則。有限責任公司和家族企業在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制定公共政策卻不是他們應該負責的。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Parties Must Go 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