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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瑪

 

●《紐約書評》前編輯

● 著有《東京情史：回憶錄》

75年前，英美兩國的聲望不能再高。他們在民主與自由的名義下，共同擊敗日本帝國跟納粹德國。確實，他們的盟友，蘇聯，對於這些好主意有不同的想法，而且承擔大部分對抗希特勒軍隊的戰事。不過英語系的勝利者依舊塑造了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戰後秩序。

這個秩序基本的原則奠基於北大西洋公約，1941年由邱吉爾跟羅斯福在一艘靠近加拿大紐芬蘭岸邊的船艦上起草的。他們心裡想的是在軸心國最終被打敗之後，是一個國際合作、多邊機構和人民擁有獨立與自由權利的世界。儘管邱吉爾抵抗這些權利延伸到英國的殖民地子民，羅斯福相信英美關係重要到不用為這些小事爭執太久。

數十年以來，除去幾個魯莽的戰爭、冷戰的歇斯底里和機會式地支持一些非常不民主的盟友，英國和美國保持他們自由民主和國際主義榜樣的形象。

在川普和脫歐的時代，這個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在所有的老牌民主國家，右翼民粹主義者在英國和美國奪取保守黨派的政權。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匈牙利和波瀾，但他們不是自由主義的榜樣，以及印度，但他的民主沒有很老。

川普的共和黨人，他們從1930年孤立主義者借來的美國優先口號，往往對希特勒之於羅斯福更同情，站在羅斯福所反對的每個立場。而英國以邱吉爾這樣的國際主義者和歐盟統合的倡議者不會原諒的方式轉身離開歐盟（儘管他對英國在統一歐洲中的角色三緘其口）。

這些怎麼會發生？

當然有很多原因，而不只是美國或英國獨有，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僵化的機構，得意自滿的菁英、反移民氣氛等。但我會說目前在兩個國家的麻煩與1945年的偉大勝利有關。

從孤立主義和打敗軸心國勢力中走出來，美國可能變得比自身軍事力量還要更膨脹一些。把邱吉爾當作領導榜樣的誘惑讓許多美國總統誤入歧途。邱吉爾是英美例外主義的看門犬門面並英雄式地為自由挺身而出，讓許多美國領導人也這麼定義自己。布希不是第一個決定參加錯誤戰爭的總統級邱吉爾崇拜者，在他的案例中是對抗海珊，一個殘忍但是沒有希特勒這麼迫在眉睫的威脅。

川普對美國優先例外主意的復興，他對國際組織和民主世界美國盟友的厭惡，部分是布希災難性戰爭的結果。川普對一些人特別有號召力，白人、鄉村、經常教育程度低、以及東西岸菁英深惡痛絕，這些菁英對讓他們為美國海外冒險送死。

前英國首相布萊爾跟布希一樣都是邱吉爾的崇拜者。他一樣對英美聯盟有彌賽亞式的觀點，認為承擔使命要讓世界擺脫現代的「希特勒」。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他論說在1940年最危急的時刻只有一個國家站在英國身旁，這就是為何英國必須加入美國一同入侵伊拉克。扣除掉歷史錯誤，布萊爾的念舊效力於一個愚蠢的目標。

但是，從1956蘇伊士運河、1960年代的越南到2003年的伊拉克。懷舊情緒不是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在1945年參加戰爭的唯一原因。有另外一個幽魂在白宮和唐寧街10號作祟，張伯倫和他1938年對希特勒的靜緩政策。認識到英國還沒或媒不想參加戰爭，張伯倫讓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個「遙遠的國度」）。邱吉爾譴責這項政策為「全面徹底的戰敗」，對於被當作另外一個張伯倫就像想要重現邱吉爾的榮耀般強烈地影響每個戰後的領導人。

那場榮耀把英國帶到差點破產，但對光輝歲月揮之不去的記憶給國家的財富帶來更多的損害。英國遠離每個歐洲國家嘗試建立共同機構的努力，不只是因為艾德里（Clement Attlee）1940年代的社會主義政府相信歐洲會摧毀英國福利國家制度，也因為英國無法迫使自己與歐洲其他國家平起平坐。英國贏得戰爭，其他要不是納粹就是被納粹打敗。

即使在像是麥克米蘭之後的領導者也意識到英國無法承擔脫離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外。與美國肩並肩站在一起的誘惑，特別是遙遠的海外戰爭，比在歐盟擔任領導角色更強。當英國在1950年仍舊是個旗鼓相當的對手，其他歐洲人樂於讓英國影導並型塑歐洲大陸的未來。由於美國對於特殊關係比英國較沒有情感，鼓勵英國這麼做。美國國務卿阿其頓描述英國拒絕抓住機會是「戰後最大的錯誤」。

所以就是這樣，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和英國越來越撕裂歐洲。他們最偉大的時刻埋下未來災難的種子。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Revenge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