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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吉

●國際 NGO Tactical Tech 執行總監

新冠肺炎開始出現在中國以外地區的短短幾週後，南韓啟動了一個系統廣播檢測結果呈陽性者的資料及行蹤。其他亞洲及歐洲國家隨後很快地建立起各自的追蹤系統，但各國的成效與道德考量不一。

這樣強大的行動力很合理：如果現存的系統能夠拯救成千上萬的生命，國家有什麼道理不採用？但各個社群急著對抗新冠肺炎，卻忽略了為何這樣的計畫能夠一夜之間出現，以及接下來可能有什麼後果。

南韓先前實施的追蹤政策引起的廣泛爭論就足以證實這點。一開始爭論只是因為這個系統跨過了道德底線，將檢測新冠肺炎陽性者的確切行蹤發送給其他當地居民，暴露了其造訪如卡拉OK吧、短期旅館及同志俱樂部等地的行程。

但南韓的系統受到關注更的的原因，是系統將手機定位資料與個人旅遊史、健康資料、警方監控的監視器畫面及數十家信用卡公司的資料連結，再轉交原本為智慧城市開發的資料交換中心分析。藉由移除官僚認可的障礙，這個系統據稱將接觸追蹤的時間從一天降低到只要十分鐘。

數位隱私及安全的擁護者多年來針對私人與公共資料來源的互通發出警告。但這次疫情第一次顯現了不只在南韓，全世界各地都已經準備好隨時能將資料流通並統一管理。

難以面對的現實是，我們開始建立以全球規模搜集極度個人行為資料的建設已有時日。作家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將如此的「監視資本主義」追溯到美國在2001年九月十一日恐怖攻擊後國安權力的擴張。資料驅動的企業模型為這個建設以下的關鍵元素提供了動力：智慧型手機、感應器、相機、數位支付、生物辨識及機器學習。它們的便利性和效率 – 也就是這些企業所承諾的「事半功倍」 – 得到了個別客戶及企業戶的青睞。但如此快速、積極的採用數位科技讓我們沒有時間及理由思考將這些元素連結在一起的後果。

雖然媒體常會將疫情相關的科技行動稱作「先進」，但這些行動實際上大部分都不是此時才出現，就只是可見度提升了。以個人及全球規模追蹤人類行蹤是許多既存企業的核心。以谷歌的新冠肺炎移動趨勢報告為例，報告呈現了從個人、城市乃至國家等級，令人眼花撩亂的資料。資料顯示了有哪些人待在家裡、哪些人外出工作、以及這些模式在限制外出後如何改變。

同樣的狀況也能套用到我們購買物品以及作為個體或群體行動的資料。大規模追蹤個人行為模式對自動化極度重要。四十多億人口受疫情相關的外出限制影響，使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模組陷入混亂，進而影響詐騙偵測的演算法並誤導了供應鏈的管理系統。行為資料突然的可視化可能促成了公眾的覺醒。畢竟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所暴露的真相讓民眾開始意識到他們的視訊通話及電子郵件被以反恐為名監控，而英國的劍橋分析公司醜聞更凸顯了政治性微目標定位對於個人資料的交易及使用。

這次疫情應該尤其能夠展現行為資料如何暴露我們每天每分鐘所做的事，以及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相反的，在這次的疫情中這些科技看似是為了更大的福祉而開發，我們也因而接受了這些科技（我們同時忽視了這些科技的成效如何）。

但隨著私人與公共健康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我們可能會對所需作出的犧牲產生不同的看法。如 果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會為了公眾利益而固定被監控，我們對於行為追蹤的容忍度可能就會降低。從工作場所監控工具到永久性數位健康護照等，這些有可能幫助我們善後疫情的科技也會大幅度的測試我們的價值體系。這可能對於這些科技應不應該被利用，在文化及政治底線上造成很大的爭議。

要將這整個爭議放在監控及隱私的框架中相當容易。但這不是目前唯一堪憂的重要議題。大規模搜集隱私的行為資料不止只能夠驅動大型企業，更能夠用於建立預測模型、早期預警系統以及國家與全球執法及控制系統。除此之外，未來很有可能被危機所形塑，無論是自然災害、饑荒或大型傳染病。而數位科技、人類行為資料以及演算法決策將會在預測、減弱及管理這些災害時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各個社會也會因此必須面對艱難的問題，包括他們要如何解決公民自由受到的挑戰，以及資料搜集科技所揭露的惡性偏見、歧視、及不平等。我們必須決定誰有權使用這些行為資料，以及這些資料如何被用於增進公共利益。我們也必須知道，使用這些資料作出決策的人及決策項目以及他們所秉的持政治理念，將會創造出新型態的權力，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既深又廣的影響。

隨著我們愈來愈信任利用大數據解決重要問題，我們所要面對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我們能用它做什麼，而是我們願意做什麼。如果我們不自己問這個問題，就會有人為我們決定答案。

（譯者：吳宣曄，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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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Behavioral Data Debate We Nee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