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源遠
● 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
不同於美國和蘇聯以往的權力競賽,美國和中國冷戰的開端,並非反映了兩個敵對意識形態根本上的衝突。今日的中美敵對狀態,反而被廣泛描繪成獨裁政權和民主之間的史詩級戰役。
而且事實似乎顯示,獨裁政權已大獲全勝、民主政體則是一敗塗地。正當美國總統川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連滾帶爬地前進時,中國已經控制住疫情。在美國就連戴口罩這件事都被政治化。但在疫情最初發源地的中國武漢,政府當局在十天內就採檢全市的一千一百萬市民,展現了高度的檢疫量能和秩序。對許多人來說,或許結果已經很明確了:威權主義比自由民主優越多了。
但這樣的結論將狀況過度簡單化,甚至容易誤導大眾到了危險的程度,原因有三。首先,就如同美國在川普的統治下無法作為所有民主國家的代表一樣,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也不該被當成獨裁政權的模範。其他民主國家,例如南韓和紐西蘭,也都穩定控制疫情,而政治自由並沒有阻撓其政府實施防疫措施的能力。
要說到獨裁政權為自己招致災難的例子,只要看看中國的近代歷史即可。毛澤東是近代掌握最多個人權力的中國領導人,但他絕對的權力也導致嚴重的饑荒以及之後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內鬥。混亂並不是民主政體的專利;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這些混亂都被暗中處置,以維持他權力的穩定。
第二,還是有帶有專制色彩民主政體,也有帶有自由色彩的獨裁政體。美國現在陷於麻煩之中,並不代表民主政體整體的失敗,只是代表川普作為總統,所帶來帶有專制色彩的民主政體失敗了而已。作為總司令,川普忽視了像是官僚體系自主權、私人利益與行政分離、以及尊重和平示威等民主政體的常態。
若民主政體能這樣突然轉向專制,獨裁政權也可以突然轉向。和大眾所想的不同,中國在1978年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專制的結果;如果是的話,毛澤東很久以前就該成功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反而是因為,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堅持在官僚體系中注入責任制、競爭和權力限制這樣的「民主特色」,以緩和專制帶來的風險。他拒絕人格崇拜,設立了一個榜樣。(諷刺的是,中國的紙鈔上印的是鄙視資本主義的毛澤東,而不是中國資本繁榮之父鄧小平。)
鄧小平統治下「具民主特色的專制」的近代歷史在今日普遍被忽視,甚至在中國內部也是。如同明克勝(Carl Minzner)指出,在2012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已經開啟了「專制復興」。自此之後,官方說法是說,因為中國在中央政治權力的掌控下十分成功,這樣的系統應該繼續維持。但事實上真正讓中國從貧窮進展到中等收入狀態的,是一個結合對市場堅定承諾的混種政治系統。
綜合上述,意思是說中國和美國在最近幾年都變得更專制了。今日美國的動盪帶來的教訓,就是儘管是個成熟的民主政體,仍必須時時維持才能運作;沒有「歷史的盡頭」這回事。至於中國,我們學到在換人掌權時,自由化的趨勢也可能被反轉。
第三,中國被認為是制度優勢的由上而下統治法則其實是優勢也是劣勢。因為源於革命、權力集中、滲透整個組織範圍,中國共產黨通常以「發起運動」的方式實施政策,意思是整個官僚體系和社會都動員起來、不計代價地完成目標。
這些所謂的運動有許多形式。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他著名的政策包含根除鄉村貧窮、打擊貪腐、還有經由一帶一路延伸中國的全球觸角。
中國的政策運動成效驚人,因為它們不得不如此。習近平的打擊貧窮計劃在七年內帶領9300萬人脫離貧窮,這樣的壯舉是各全球發展機構做夢才想得到的成果。中國當局也在新冠疫情期間開啟發起運動的模式,動員了所有人員、注意力和資源來控制疫情。這樣的成果也讓中國官媒得以時常拿來吹噓,聲稱這樣的中央集權「集合了我們的力量、成就了偉大之事」。
但是擔負著無論如何都要達到目標的壓力,許多官員可能會偽造結果或是採取極端手段,進而在過程中造成新的問題。在消除貧窮運動中,中國當局突然將數百萬計的人民從偏遠地區移到城鎮,罔顧他們的意願、也不管他們是否能找到穩定的生計。打擊貪腐則是自2012年起造成了150萬官員遭到懲戒,也不經意地造成了官僚體系癱瘓。而當急於達到減少污染的目標,某些地方官員則是在測量空氣品質的設備上動手腳。要看到明顯又快速的成效通常都必須付出代價。
認為我們只能在美式民主的自由和中式專制的秩序裡面擇一的想法是不對的。治理國家的真正目標是以穩定性來確保多元,世界各國應該想辦法用自己的方式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必須避免犯下急於效仿哪個最流行的國家「典範」這樣的謬誤,無論是1980年代的日本、冷戰後的美國、還是現在的中國。
當你在考慮買車的時候,你不只會想知道車子的優點,也會想知道其缺點。在評估任何一種政治系統的時候也該有這樣的常識。這也是在今日這種新冷戰氣候中航行的一項不可或缺的知識能力。
(翻譯:林可晴,責任編輯:張育軒)
(原標題為《The False Dichotomy of Autocracy and Democra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