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要打算消滅中國共產黨政權，美國遲早會跟中共坐下來談美、中利益在何處有交集、何處又分歧。中國在沒有辦法消滅美國的情況下，對這種談判不會永遠拒絕。因為對共產黨來說，他們是以不透明對透明，封閉對公開，因此他們會認為能夠掌握比自由世界的對手更多的情報，而這是對談判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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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解釋如本書前章提到的，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樂意和美軍觀察團對談；國共內戰時期，周恩來向美國表態；中美建交前的華沙會談雖然沒有太大建樹，次數仍然高達136次；談判也會讓國務院有事做並能發揮影響力，進而居主導地位。因此談判是非常可能的。

全世界除了台灣以外，主權國家不喜歡中國的可能不在少數，但是希望中共政權滅亡的肯定要少些，願意加入摧毀它的行列的可能更少。獨裁政權更有可能犧牲國民的利益滿足外交需要。史蒂芬.華特說的很正確，大部分美國民眾不關心也不能很充分理解外交政策的好壞，更封閉、政府更控制資訊的中國社會不會比較好。

因此若中國採取「犧牲國民利益」的外交政策，不太會遭到人民的反對。中共也不會在意人民是否反對。所以未來中共有可能犧牲若干中國人民或企業在經貿或商業上的利益（所謂割韭菜），以讓美國放鬆制裁時能有台階可下。

美國國家利益在於調停國際衝突

因為這是建立威信的最有效策略。衝突停止代表和平，和平代表美國不再需要有子弟犧牲性命，這是人民樂見的；和平代表需要開始討論戰後的重建，企業界、NGO會樂觀其成；對政府裡的現實主義者來說，和平之後代表美國可以開始將軍力轉用到其他地方，有助於讓美國在世界上繼續維持優勢；對自由主義者來說，衝突解決正好證明國際合作和集體安全是有效的。

亞洲其他國家其實都很清楚這一點。日本、韓國、澳洲三國都和美國有正式的同盟條約，明載美國有協防他們對抗一切侵略的義務，但三國都在能夠負擔的程度下，最大幅度地強化其軍事力量和彼此之間的安全合作。各國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努力強化自身的力量，以減少美國防衛他們所需投入的兵力。舉例而言，三國都在添購F-35戰鬥機以強化空中戰力。

從軍事面上來看，F-35才是有能力應付中國殲十六或殲二十的戰機。但是政治面的含意更為重要：和美國海空軍同時投資在同樣的戰鬥機上，意味著他們願意和美國承擔同樣的國防負擔，同時也能在必要時和美國並肩作戰。如果在同盟作戰中，你使用的是比較差的武器，那麼你承擔的任務也必然是比較不重要的任務，戰爭中和戰後的發言權也會有差別。

購買和美國現役裝備相同的裝備也是對假想敵最清楚的訊息，就是和美國的同盟關係非常穩固。日韓都在地面作戰裝備上全部國產化，意思就是地面作戰盡量由他們自己來擔負。這對維繫同盟關係非常重要，因為地面作戰是流血最多的。美軍介入海外戰爭，從一戰開始到反恐戰爭，傷亡最大的都是地面部隊（陸軍和海軍陸戰隊）。

地面作戰也最容易被媒體所報導，越戰引起嚴重的反戰民怨以至於最後讓美國做出必須撤出越南的決定，和美國民眾難以忍受從電視上看到的美軍在地面作戰中的艱苦和傷亡有強烈關係。二戰後的每一場區域戰爭，地面部隊的傷亡都占了美軍傷亡95%以上。

以日本來說，它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比台灣要小的多。至少中國並沒有宣稱日本是它的一部分；日本的經濟規模和國力遠較台灣為大，在軍工研發和生產能力上差距更為驚人（日本能自製所有主要地面作戰裝備、海軍艦艇與潛艦，並且從1950年代起，就能在得到授權的情況下於日本國內組裝美國當時的最先進戰鬥機），和中國的地理距離也遠許多，但是日本仍然積極和美國從事各項軍事合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聯合演習，包括三種類型：

一、雙方部隊一起實施訓練，共同執行真實（如反海盜）或假想（如反潛）的任務

二、是雙方高層進行指揮所演習，相互溝通、分享作戰計畫、推演想定

三、是日本自衛隊派人員前往美國參加機密性質的演習，如「紅旗」演習。

聯合演習的重要性無可替代，一方面觀摩美軍的戰術戰技，一方面強化自身部隊的戰備，建立彼此間合作的SOP，對於可能發生的問題先發現再加以解決。因為日美雙方都清楚，兩支軍隊要聯合作戰絕對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絕對不可能在戰時再來解決。而且戰時在敵人的攻擊、己方有傷亡和損失的情況下，局面會更加混亂、多變。在軍中服過役的人都聽過一句老話，就是「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況且是根本沒有計畫！

韓國的作法和日本類似。只不過美韓聯合軍演規模更大，因為要順帶展現必要時美軍能夠派來的兵力數量，因此都是幾乎全國陸海空軍一起動員或支援的大型演習[1]。利用演習，美軍不僅可以實地演練在朝鮮半島作戰，還可以藉由檢討演習結果時時修訂援韓的各項計畫、作戰想定、演練排除各項障礙，最重要的是估計所需動用的各項物資數量，許多可以事先加以囤儲，就可以減少海運空運的時間。

這些東西對台灣而言，至少在筆者寫作的當下還是遙不可及的東西。中華民國國軍對於和美軍協同作戰，還有支援美軍來台作戰，恐怕是沒有絲毫的準備。最需要美軍來助戰的地方，對於美軍來助戰的準備是最不足的。奇怪的是，台灣人對於美國對台軍售與安全承諾明顯和對日韓有差別待遇，竟然很少人討論。這種差別待遇可能來自於：

一、台灣無力購買全部所需的武器

二、美國不願過於得罪中國

三、台灣有某些因素讓美國不願售台所需的先進武器

四、台灣自己無法提出最有效的國防規畫以指導武器採購。

四者都是台灣安全的嚴重隱憂，但不少台灣人對此視而不見，認為這些不用解決也沒關係，反正到時美軍會無條件全力來援，甚至把台灣當成美國的一部份來防衛。這種想法其實沒有太大的歷史和事實基礎。很多人又會自我安慰美國有一盤大棋，很多事「只能做、不能說」，這忽略了在外交上「策略性訊號」的重要，而且很多事「能做」不代表「已做」。

美國西太平洋最大政策目標為避免衝突

根據謝林的研究，「策略」解釋並分析了關於國家行動與反應的謎團，將其視為在一場互賴（interdependent）的衝突競賽中，基本上對各國本身有利的舉動。每個國家的最佳選擇取決於其所預期的他國作為。「策略性行為」（strategic behavior）試圖影響另一名行為者的選擇，作法就是讓對方預期彼此行為間的關聯。這解釋了美國為什麼會有「一中政策」，它讓台北和北京都知道華府在甚麼議題上會有怎樣的行為。

此外，美國外交政策重視「垂範」，就是要讓各方了解在甚麼狀況下，美國會怎麼作。這樣可以減少誤解而產生衝突的可能。但在台海，美國卻採取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這源於一中政策，但出現了違反「垂範」原則的矛盾，對中國來說是有利的。

首先美國要保持戰略模糊，必然實質降低台美的軍事合作層次和品質，這是中國最求之不得的事。其次是戰略模糊會削弱美國的形象，因為協防台灣的作為如果必須採取模糊，不能明講，暗示美國還是一定程度的怕中國，無疑暗示其他美國盟邦「不能全然親美反中」。

過去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原則是有些取巧的平衡作法，一方面不支持台灣獨立（反正台灣執政者也不想獨立）以換取中國不發動衝突，另一方面也以「戰略模糊」的姿態保護台灣、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如此，中國得到形式上的滿足，也得到清楚訊息──就是要解決台灣問題是不能繞過美國的。這正是謝林講的，每個國家的最佳選擇取決於其所預期的他國作為。對台灣的防衛支持，就以「讓中國的不滿維持在可控狀態」為標準，所以會有《台灣關係法》和《八一七公報》。

「第一島鏈」圍住中國是台灣一廂情願看法

事實上，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太平洋是兩國貿易的大道，中國在貿易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它沒有必要去威脅這條航道的安全，這跟德國在大西洋發動無限制潛艇戰是為了要窒息和它作戰的英國海外航運是完全不同的。

更何況，中國若要威脅美國，唯一有效的武器是洲際彈道飛彈，這完全可以克服第一島鏈的地理限制。今天美國也未在台灣駐軍以圍堵中國。這樣做的原因不外乎：戰略上不需要；這樣做會引起中國劇烈反對。如果美國連在台灣駐軍，都會因為在乎中國抗議而不作，邏輯上我們也有理由多加思考美國直接因為台灣而和中國開戰的可能性。

美國所有的盟邦，幾乎都理解也盡力在安全上和美國努力合作。因為盟邦越努力，就會讓美國必要付出的努力越少，也更容易做出決斷。這些都是台灣所難以企及的部分。因此，台灣一定要竭盡所能強化自身的防衛力量。其次是要有協助美軍援台的準備。2020年9月，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台灣期盼美國能持續對台軍售。但若與中國發生衝突，台灣不會依靠美國干預。台灣防禦是台灣自己的風險與責任，台灣會努力為未來局勢做好準備。」

這點看來顯現了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但是如果「不依靠美國干預」的態度，會導向「不做有助於美國干預的準備」，這對台灣安全就未必是最佳的策略了。而且，美國是否會認為台灣在暗示會獨力處理兩岸問題（「強調自己的風險和責任」），因而採取以兩岸簽訂和平協議的方式進行（因為台灣不會自主發展出能不依靠美國而能防衛台灣的軍力）以「作好準備」？則有待歷史來解答了。

作者簡介
 

張國城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會計系雙學位，會計師國考通過，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社會科學與國際關係博士。就讀大學時即創辦「臺大蘇聯與東歐事務學會」並籌備「中國大陸事務學會」兩學術性社團。曾任高雄市政府顧問、國防部副部長機要秘書；現為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擅長國際關係理論、東亞區域政治、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著有《國家的決斷》、《兩岸關係概論》、《東亞海權論》、《台灣健檢書》等書。

本文節錄自《美國的決斷：台灣人應該知道的美國外交思維與決策》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