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傳真:歐威爾悲劇遺產留在中文圈裡

哈奇士 2020年11月27日 07:00:00

若要討論冷戰時期知識份子對自由的思考,歐威爾現象是個較好的切入點。(維基百科)

在媒體輿論不斷鼓吹「新冷戰」的今日,冷戰局勢尚未明朗,評論和知識份子的取向卻早已各站了隊,近兩年華文圈裡此趨勢越發明顯。今天,既要抨擊中國政府利用數碼監控實施生命政治治理,又不滿於西方各國面對疫情時暴露的公共醫療政策與設施的嚴重問題,既要批判中國模式延伸到香港所為的員警政權,又不能接受香港反對派社會運動走向封閉反智的意識形態死路,既要揭露新自由主義以來騎劫著進步運動的既得利益者(歐美精英們)的虛偽,又不會青睞川普式的右翼民粹,相信在公眾輿論面前多少都有點失語吧。在今日的華文圈,中國模式與資產階級權利學說變成了一道選擇題,自由派常強調的「批判性思考」往往也不過淪為取巧的意識形態工具,有誰會深邃地思考關於自由的問題?

 

若要討論冷戰時期知識份子對自由的思考,歐威爾現象是個較好的切入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歐威爾的著作(當然主要是《一九八四》和《動物莊園》)在中國知識界都被當成啟蒙「解毒」聖經般對待,其書腰往往標注著的「多一個人讀歐威爾,自由便多一份保障」廣告語不失在一個專制國家對讀書人最大的引誘,於是乎在中國大陸常常都會傳出歐威爾的書將被禁的謠言。然而,歐威爾的作品在戰後西方風靡一時,與其揭露蘇聯共產主義極權式統治的恐怖而符合對「自由世界」的宣傳,曾受英美情報部門大力資助推銷不無關係,而這註定了歐威爾及其作品最終不得不淪為「解放的意識形態」(而不是意識形態的解放)之悲劇。

 

如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回顧當年歐威爾對英國知識界的影響:在五十年代的英國,在你所走的每一條路上,似乎都會有歐威爾的身影在等待著。如果你試圖發展一種新的流行文化分析,會遇上歐威爾;如果你想報導工作或日常生活,會遇上歐威爾;如果你參與了任何一種社會主義的爭論,就會有一個極度膨脹的歐威爾雕像冒出來警告你趕緊回頭。到了六十年代,政治社論會定期告誡年輕的激進分子,要讀一讀他們的歐威爾,看看那樣的世界會將我們帶向何處。而面對今時今日的中國模式,思想言論嚴控與消費資本無限度擴張並驅,歐威爾作品在何種程度上有助於我們思考政治自由?在何種程度上又會使我們流于追求形式自由,易於安頓求其正名的思考(「自由」世界,現代化),最終抑滅了歷史情境的多維度批判空間?

 

歐威爾于四十年代文集《在鯨腹中》(Inside the Whale)中曾徹底否定參與西班牙內戰的英國左翼文人,說其將戰爭的恐怖浪漫化,並為蘇聯及其特工在西班牙犯下的罪行辯護。英國知識份子E.P.湯普森(Thompson,E.P.)後來寫過一篇文章《在鯨腹外》有力地回應了歐威爾。湯普森認為,早年思想左傾,寫過《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歐威爾,與許多身處大蕭條時期和法西斯主義崛起的時代的知識份子一樣,曾在蘇聯身上看到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允諾,曾從西班牙內戰中看到純粹的善和純粹的惡之間一場驚天動地的較量。但他們也目睹了1938年的莫斯科公審,和親莫斯科的西班牙共和派武裝處決左翼異議分子的事件。震驚之餘,他們放棄了所有的政治介入,實際上也就對改善世界的政治行動的可能性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們放棄了「人類進步」的觀念,轉而支持一種迴圈的原罪觀,他們的「祛魅」覓得途徑進入紙媒,成為「西方文化的一個核心主旨」。

 

如歐威爾的反共產主義和他對左翼知識份子的嘲笑忽視了一些作家身上的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例如像拉爾夫·福克斯(Ralph Fox)和克里斯多夫·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這樣的犧牲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戰場上的作家;歐威爾對曾支持西班牙左翼政府的著名詩人奧登的詩《西班牙》的意思進行的「徹底的漫畫化」,是用對動機的非難取代了對客觀情況的考察,其把奧登及其同道漫畫為不負責任的浪漫主義造反派的做法逐漸成為了一代知識份子(北約主義者)們的習俗。

 

湯普森寫此文源於1955年英國人在大選中選擇了保守黨政府,這個政府「將親歷金門島危機、蘇伊士危機、匈牙利危機、氫彈實驗、約旦危機和其他20世紀的重大事件」,湯普森認為,1955年的競選活動不是真正的政治辯論,而是由三個主要政黨在「北約的政治和戰略前提」上達成的協議。沒有一個參選政黨反對英國在這場十年前開始的冷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哪個政黨敢去質疑英美同盟,而英國如今在這個同盟中扮演次要角色。但更要緊的是英國知識份子對「北約主義」共識的默許。

 

湯普森指出,知識份子在競選中沒有起到重要的,獨立的作用,除了一個值得尊敬的例外,即只有83歲高齡的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敢於介入現實,他在一次工黨競選大會上登臺提出,戰後世界的兩極對立很可能帶來一場核毀滅。然而羅素的痛心疾首換來的卻是阿利斯泰爾·庫克(Alistair Cooke)在「深受英國知識份子喜愛的」《曼徹斯特衛報》上的一番嘲笑,這深深證明二戰結束以來英國知識份子如何在兩大陣營意識形態對峙下最終從充滿絕望地退出政治走向了身心俱疲地接受西方社會既定的結構和儀式。

 

值得一提的是,湯普森更比較了北約主義者的右翼化過程和英國浪漫主義主義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在他最著名的一些詩歌中所記錄的意識形態變遷。可以看到,拿破崙令華茲華斯不滿的地方,也就是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讓1930年代激進知識份子不滿的地方。但其中有一處區別:「如果歷史重演,它肯定會成為一場鬧劇。半個世紀的自我反省,使得熱情的革命者華茲華斯和維多利亞時代的桂冠詩人華茲華斯一分為二。而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退變在十年之內就能完成。」

 

當然,無論對於歷史上的或是今日的北約主義者來講,對世界運行的政治經濟人類學是否有總體認識,亦決定了其知識份子的問題意識與否。若不追問時間和空間上的政治經濟如何互動,與當今影響著每個人每時每刻的資本如何發展,特別在今天若果看不到從對抗中國國家統合的權貴資本主義角度出發,如何可以聯結全世界批判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進步力量的可能,自由派還不斷維持宗教右翼般為西方「文明」正名的話語,如不擇手段地詆毀BLM及各種女權,保護生態運動,歐威爾的悲劇遺產在中文圈就如幽靈般繼續遊蕩著。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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