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疫情以來，全世界文化圈都興起了重讀卡繆及其存在主義的現象，連哲學家哈貝馬斯都說「疫情讓我們過上了久違的慢生活」「從沒有時刻像現在一樣讓人直面生存境況」，然而，在新自由主義，資本流量制宰一切的今日，能像存在主義強調的「直面人類生存境況」恐怕已是件不容於世的事。於是乎，就可以看見許許多多對卡繆作品庸俗的解讀，把其徹底的獨立批判精神，鑲入資產階級權利學說框架下的小修小補。

在中文圈更是如此，如今面對香港年輕人絕望所引發的討論就是存在主義在今日常被牽強附會的最佳例證。如某些同情香港抗爭運動的學者引援二戰時法國知識份子如薩特等人在抵抗納粹戰爭中通過行動而獲得「真實的自由」，寄語香港抗爭者堅持為自由解放的運動云云。

姑且不論存在主義語境下「行動」的定義所指，要知道的是，薩特，卡繆，梅洛龐蒂等這一群二戰後突出的法國存在主義者所抵抗的只是軍事上的納粹強權嗎？以薩特為例，三十年代出版的小說《噁心》處處散發著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腐朽氣味，戰中力作《存在與虛無》是對自主能動性的絕對論證，戰後名篇《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則奪其「道德下的選擇」之帥，五十年代後更活躍于各種反帝國殖民主義運動與學生運動。

今天許多人認為較保守較人道主義的卡繆雖然後期因政治分歧和薩特決裂，但卡繆從來都尊敬薩特。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就是因兩人的精神氣質所投，強調先於本質的存在必然會不斷深陷於時代並作出刺痛時代不合時宜之批判，這不是看待蘇聯的極權與否所能輕易模糊掉的穿透力（縱使薩特讚美過蘇聯中國，但那不是其立足之言，君不見晚年薩特又曾為越南難民與東歐異議人士奔波請願）。

同樣，「為自己爭取自由同時也要為別人爭取自由」，被拋於世，沒什麼固定價值觀奉行的人應該對全世界有一份樸素的關懷，揉合現象學與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與帝國殖民主義是薩特一輩畢生的抱負。請問，在認識論與倫理觀上曾經如此獨立與廣闊的存在主義者，是今天一邊讀著卡繆《鼠疫》，罵中國官方隱瞞病情，一邊卻對借助數碼極權大規模實施生命政治管理的中國模式無感的自由派所能媲美的嗎？是今天沉浸在右翼自由至上，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獨尊的冷戰話語中互相取暖的一些香港反對派能與之比較的嗎？

作為晚期現代哲學的存在主義，還殘留著大量的人本形而上學思想，缺乏對人類語言文化的挖掘探究，當我說「我」時，這個「我」是什麼？這個主體難道不是受各種文化結構所形成的嗎？語言如何影響了我們思考？去主體化程度不夠的存在主義在五六十年代後必然會讓位給了各種結構主義的學說，從這也不難看出今日許多香港年輕人為什麼一邊撿著存在主義的金句聊以自慰一邊卻對現實始終隔膜，其反對的語言盡染另一種霸權意識形態。如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在近年一個採訪中說道：「我想我們最大的分歧，主要在於今天香港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會變得這麼絕望。我覺得過於強調他們是被人推動，或者說他們是被人矇蔽，並沒有辦法解決眼下的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我們要小心一種在這類問題上常見的二元化傾向：一方面是認為所有的年輕人都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的一切想法都來自其他成人的灌輸；另一方面則是認為他們有充分的自主判斷力，成年人的一切所作所為和言行皆跟他們自行判斷結果無關。而這兩種想法今天就分別被兩種立場吸納，然後互相指責，形成意識形態對立的一部分。

年輕人從絕望到奮起反抗，中老年人看了覺得心痛愧疚轉而無條件地支持他們的所言所行，這一套敘事已然為香港反對派抗爭的主旋律，但道長大膽問的是，撇除建制派所講的年輕人被洗腦搞暴動這一點外，今日的香港年輕人真的對這時代有多少獨立的知覺與判斷？有多少繼續發問的意願呢？面對嚴重的貧富差距，多元生活空間的日益收窄，反對派主流都拿來標榜和做籌碼的自由經濟城市又是否是個笑話？強調狹隘政見的黃色經濟圈又是否會關注食物背後牽涉的環保及土地和公平貿易問題？餐廳的工作人員如何能與其每日都寫在單上的食物不產生異化關係？這些都是立足于現實的進步政治運動所不能不思考的。

如道長在採訪中繼續說道：一個人小時候接受的價值教育相對簡單，對世界容易形成黑白是非判然分明的看法。在逐漸長大的過程當中，他會發現自己所學的一切道德教育，都跟實際的現實格格不入。這種痛苦的適應過程，我想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歷過。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能會慢慢找到一種進退自如的空間，學懂怎麽樣去試著解釋世界，以及形成自己立身處世的原則。

有些時代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香港，非常不幸，是一整代青少年在這個過程當中，集體碰上一個和他們剛剛才接受了的價值觀非常不同的現實（且不說如何詮釋這個現實，他們的理想價值又是否完全合理），這種困惑很容易轉成憤怒，甚至絕望。從這一點來看，我覺得香港現在這批青少年，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講的那麽「早熟」；恰恰相反，他們比起很多我在別的地方看到的同齡人，反而比較單純。所以他們這種困惑，會表達得更為直接。他們更加不能接受說一套做一套，也更加不能夠接受道德理想和充滿利益計較的現實之間的差距。我覺得這是他們非常可貴的一點。

但問題是，我們該怎麽樣讓他們不要太早變成口是心非的犬儒，同時又能夠讓他們明白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張力恰恰是人生的一部分呢（在我看來而且是必要的一部分）？怎麽樣讓他們發現在投降，以及帶著寬容的妥協之間，其實還有一片廣闊空間？

徹底的抗爭就是要始於足下，從生活中處處發問，提煉其問題意識，像存在主義者一樣向死而生，沒有否定自己，然後向意識形態歸邊。從晚清中國知識份子的盲目渴求西方現代性以救「腐朽」中國，五四時期青年的苦悶無望甚而興起自殺風潮，三四十年代後知識界文化界普遍逐漸轉向支持國家主義統合下的集權體制，這簡單的歷史系譜描畫已然是個絕佳的反例。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