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揚名國際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跟台灣一直有著深厚的關係。1993年，是枝裕和來台拍攝《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與楊德車昌》紀錄片，今年金馬獎，他擔任金馬獎終身成就獎得主侯孝賢的頒獎引言人，《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與楊德車昌》這部紀錄片也在金馬影展播映。

來台的這段期間，他也應邀擔任金馬影展《大師講堂》主講人，談及他心中的侯孝賢與楊德昌、他的灣生父親，以及他對台灣的情感。這場演講由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擔任主持人，上報流行特別節錄這場精彩的演說內容如下。

聞天祥：《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與楊德昌》的拍攝企劃是如何成形的？

是枝裕和：其實這個算是電視節目，是在富士電視台深夜播出的紀錄片專題節目。我是在1991年時開始成為這個節目的導演，有兩年的時間一直負責這個節目紀錄專題的拍攝。

當時，富士電視台的製作人找上我，他說：「你知道侯孝賢嗎？你應該會喜歡這個導演吧，他的新片即將在日本上映，日本這邊的宣傳是由我們電視台負責做的，你能不能用我們的節目幫他做一些相關的宣傳呢？」80年代時，不管是《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悲情城市》都有在日本上映，我非常喜歡侯導的作品，所以，我就表達一定要做這件事情的意願。

不只是宣傳，我也希望親自走訪台灣一趟。那個時間點，有另一位與侯導同齡、世界級大師的楊德昌導演的存在。既然要拍，那我可不可以同時記錄他們兩個人？於是我就跟製作人提案，想要到台灣拍攝這樣的內容。

聞天祥：您常常提到侯孝賢導演對您的影響，我很好奇，日本的電影前輩們會不會吃味啊？（笑）

是枝裕和：因為我自己不是電影圈出身的，我沒有做過什麼日本電影圈導演的助導或副導。所以，我在日本電影圈沒有什麼人脈，完全沒問題的。（笑）

我來台灣訪問他的時候，我發現侯導本人是相當吸引人的，他非常有魅力。有跟他接觸過的人應該都知道，侯導的笑容是最吸引人的。我個人跟比我年長的男性比較不合，在電視圈跟所有前輩都時常吵架，意見常常不合，可是侯導的特質與個性真的非常吸引人。

我這部紀錄片拍完之後也給侯導看，他親自跟我說他的感想。他告訴我這個紀錄片拍得很好，哪裡好呢？因為電影背後不只是有電影導演，這部紀錄片也有拍出其他人的存在，有影迷、有戲院、有電影放映師，他們也是支持電影產業很重要的一群人，都有拍出來。後來，侯導新片的後製有到日本進行，他在日本工作的期間就有找我去吃飯，私底下也有交流。

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的是，侯導跟我說，他有一個夢想是在亞洲各地栽培創作者。不管是在台灣、香港、中國、韓國，還是日本，反正總而言之，各地的新銳導演，把十六釐米攝影機交給他們，希望變成一個栽培新人的企劃，讓亞洲各地的創作能量可以提升，他說：「我希望你在這之前成為電影導演。」他都這樣說了，我能不成為電影導演嗎？（笑）

如果沒有因為這部紀錄片讓我認識侯導的話，我可能不會成為電影導演。

聞天祥：導演常常談到侯導，但好像比較少公開談論楊德昌導演，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機會，談談您對楊德昌導演的感覺呢？

是枝裕和：我在隔離的時候，有再看楊德昌導演的作品，重新認識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非常經典的作品。有一些電影評論家認為，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後，楊德昌導演進入停滯期，我在看的時候，則覺得前一部《恐怖份子》是超越時代的作品，我甚至覺得《恐怖份子》出現得太早，時代跟不上他。

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後，評論家對他產生注目，而他之後的作品，正如同紀錄片中的訪問可以看到，他開始在他的作品裡面帶新人、帶新的電影工作者，用非常細緻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電影工業，他帶的這些人之後也開始拍出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不覺得他開始帶人之後的作品是進入停滯，特別是我昨天重看了《一一》。我再次覺得，《一一》是他身為導演，展現高度成熟的作品。甚至，我雖然沒有什麼資格評論他，但我會覺得他的作品停在《一一》有點可惜。可是，在生涯最後能展現如此高度的成熟，身為導演，我非常佩服，也非常感動。

聞天祥：我相信很多影迷朋友也都會很好奇，除了侯導那句話之外，是什麼樣的關鍵讓是枝導演從紀錄片轉到劇情片。紀錄片的經驗，有對你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嗎？

是枝裕和：我十幾歲的時候，其實就有一點點想要成為電影導演的想法。在那之前，我想當小說家，但是後來覺得，比起文字，我更希望以影像的方式創作，不過又覺得，好像沒有辦法一下就成為一個電影導演。於是，大學畢業之後，我在電視圈工作，看能不能一邊拍片、一邊累積經驗，讓自己的企劃可以成形。在當時，我看到侯孝賢導演的《童年往事》與《戀戀風塵》，看到這樣的影像，才讓我重新覺得：我想拍的東西是這個樣子的。

我自己非常喜歡《戀戀風塵》，非常喜歡。《悲情城市》我也覺得非常特別，尤其在這兩部作品裡面，我看到侯孝賢導演並不是一個「人類中心主義者」。就是說，他覺得這個世界並不是因為人類的行為在運作，其實可以有更廣大的觀點。侯導的心中，他的世界的時針並不是隨著人類的方式在轉動的，所以，如果跟著侯導心中那個時鐘的時針去走，你會看到《悲情城市》裡面，雖然在描寫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但你看到的不論是人類、山川、河流、樹木，它都有它本身的價值觀，它都有它存在的意義，你看到的是更遠的視野、更不同的東西。侯導的這點，也可以說是跟小津安二郎有相通的地方。

要提到紀錄片的經驗，對劇情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其實也是剛好以往在電視台時，我主要是從事紀錄片工作，所以，我會在拍攝與創作的時候，更著重在觀察身邊的事物，並運用在拍攝上面。

對我來說，創作並不是著重把腦中在想的東西呈現出來，我認為「發現」是比「呈現」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跟侯導學來的，他會去發現不論是演員現場的表演，或是天氣、風向、白雲、下雨等其他的現象，他會去發現拍攝現場的東西，然後放進作品裡面，這點我受他影響很大。

大家都知道，日本跟台灣的歷史比較複雜，而且我爸爸是灣生，他在台北出生、高雄長大，我的祖父也是之前就在台灣發展，所以我自己的家庭環境，也跟台灣有非常深遠的關係，看《賽德克．巴萊》或是一些文獻，也會想像自己的父執輩的生活。

如果要在台灣拍片的話，當然，我對自己的身世會感受到這樣的複雜性與責任感，雖然我不見得會去描寫那個年代、或是有使命感，可是有機會的話，我可能沒有辦法跳過自己的身世背景。所以如果真的有這個機會，我還是要先面對自己身世背景這一關，然後再去想什麼樣的題材可以執導。

拍攝《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與楊德昌》，是我第一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可是在這之前，我父親就常常在家裡提到台灣的事。如同剛剛所說，我父親在台灣出生長大，在戰爭時被派到西伯利亞打仗，戰敗後，在快30歲時就被遣返回日本，那是他第一次踏上日本，之後卻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台灣，台灣對他來說是一個遙遠而回不去的故鄉。在我小時候，父親常常在家裡說台灣有多好、有多好，在工作結束之後買鳳梨回家，一邊切，一邊說台灣的鳳梨更好吃，台灣氣候好、香蕉好，什麼都好。我們就會覺得，鳳梨好吃就說好吃，不用每次都說到台灣，因為我們不知道嘛，對我們來說，台灣是很遙遠的存在。可是，在父親的心中卻是故鄉般的存在。

一直到1993年拍攝《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與楊德昌》，我才終於有機會踏上台灣這塊土地，這裡跟我在看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時看到的東西是非常類似的，有種穿越時空的感覺。複雜，又熟悉，更貼近了一點我以前不能理解的父親。如果有一天能拍攝關於台灣的故事，我可能會需要先整理我對父親的記憶。

最後再講一件事，就是我們訪問完之後，侯導突然問說：「晚上我要唱卡啦 OK，你們要不要來？」我就想，我們可以去嗎？當天晚上，我們回到飯店之後，侯導派人送來一張 CD，表示他其實有發唱片，又問了一次，今天晚上要唱卡啦 OK，要不要來？我就在跟我們攝影師討論：「侯導是不是想要我們去拍啊？是想要我們拍他唱歌嗎？」侯導都這樣邀請，我們就去了。去到現場，發現他找很多親朋好友，大家真的是很開心在唱歌，而且侯導拿到麥克風之後，歌喉好得不得了，那些畫面其實我們全部都有拍，沒有放進去真的是很可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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