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色＋性別　黑人女性的雙重挑戰

「在處理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和歧視問題時，我們必須要有耐心，…而不是在種族矛盾無法全面解決時，就灰心喪氣和放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曾這麼說道。

2008年，他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任的黑人總統，但實際上國內種族衝突並未減少。2020年初的「佛洛伊德事件」（George Perry Floyd Jr.）更讓「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 BLM）再次延燒。

在1960年代馬丁‧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打出響亮的一戰之前，黑人民權運動已走過漫長的歷史，非裔美國人努力衝撞、突破各種壓迫。其中，黑人女性並沒有缺席。

她們透過各種民間社團組織，如「黑人女性全國聯盟」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s Clubs)、「黑人女性全國聯合會」(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黑人生活與歷史研習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 等，以不同於男性的多元方式，改善種族困境。

1920-50 年代，黑人女性投入爭取種族權益的過程，事實上也一併提昇黑人女性地位，同時改善種族與性別弱勢處境。瑪莉‧貝舒 （Mary McLeod Bethune,1875-1955）、瑪莉‧泰瑞爾 （Mary Church Terrell,1863-1954）便是兩個重要代表。

1896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普萊西控訴佛格森案」（Pless v. Ferguson）中判決，「隔離但平等」並沒有違背《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後，確立種族隔離合法化。圖為被標上「colored」供黑人使用的飲水機。（圖│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超前部署的瑪莉‧貝舒

二十世紀初，第一波婦女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爭取女性投票權之際，黑人女性瑪莉‧貝舒已主張世界有色人種必須彼此合作，並鼓勵黑人女性積極參與政治。

瑪莉‧貝舒在 1875 年出生，她從小就對教育很有興趣，下課後常常在家擔任小老師，講課給失學的兄弟姊妹和鄰居聽。1904 年，30 歲的貝舒在佛羅里達州成立「德通納黑人女子語文與職業訓練學校」（Daytina Literary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School for Negro Girls）。當時這裡幾乎只有白人能上學，讓貝舒決定為黑人女孩辦校，一開始的學生只有五名小女孩和她的兒子。

後來，學校越來越成熟，還進一步爭取到白人社會贊助，成為當地第一所四年制的黑人學校。在跨種族合作下，短短十幾年間培養了無數黑人完成高中教育。對貝舒來說，

貝舒深知，種族不平等根植於社會制度結構，不可能只憑個別黑人的優秀，就能扭轉所有人對「黑皮膚」的歧視壓迫。

她一方面在體制內增加黑人的教育機會，跨種族合作；另一方面透過歷史教學，她也積極挑戰主流白人優越的文化，重建黑人對自己歷史、社群的認同與榮耀。

為了爭取募款，貝舒四處演講宣揚理念，邀請白人到校參觀。同時，她也把所有款項一筆筆清楚記錄，打造符合主流期待的清廉形象。課程設計上，既安排技職訓練，滿足贊助者對黑人教育的定位；但貝舒也堅持納入通識教育，讓黑人接受和白人一樣的課程。

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任內，貝舒參與了「新政」（New Deal）中與種族相關的的事務，舉薦黑人進入政府部門工作，讓他們有機會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由於經常出國，她又發現歐洲也存在種族問題，因此極力推動跨國際合作，將美國國內種族議題與國際有色人種貧窮、弱勢議題接軌。

在保守與激進兩端，貝舒打出一手務實而彈性的牌。「讀到她的故事會非常震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樣一位女性，有這種眼界、高度真的是超前部署！」黃文齡說。

黃文齡特別爬梳 1920-50 年代的歷史，相較於過往學者偏重的高衝突性事件，在《或躍在淵——種族困境下的美國黑人女性，1920–1950》中，更偏重剖析黑人女性如何在妥協與反抗兩極之間迂迴調整，謹慎掌握機會，務實地累積能量、達成目標。（圖│研之有物／圖片來源：清華大學出版社）

民權運動老祖母瑪莉‧泰瑞爾

相較於父母皆為奴隸身分的貝舒，被稱為「民權運動老祖母」的瑪莉．泰瑞爾就幸運得多，可以說是含著金湯匙出生！

瑪莉．泰瑞爾於 1863 年出生田納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Tennessee）。泰瑞爾的父親是南方第一位黑人百萬富翁，因為 1970 年代南方嚴重的黃熱病（Yellow Fever）疫情，許多白人因此離開，留下大片土地，讓他有機會藉由房地產事業致富。泰瑞爾在優渥家庭培養下，精通多國語言，十九世紀末就到歐洲各國遊學兩年。

雖然具有高社會階級，但膚色仍讓泰瑞爾飽受歧視。像她這樣衣著、談吐、知識水平良好的中上階層，都會因膚色遭到嘲笑羞辱，更何況那些貧窮的黑人啊！

整個二十世紀上半，泰瑞爾活躍於黑人女性社團組織，成為知名黑人民權人士，而這卻是與丈夫羅伯特‧泰瑞爾（Robert Heberton Terrell）的鼓勵與支持有密切關係。他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第一個黑人，也是華盛頓州極為稀罕的黑人法官。

泰瑞爾為了讓先生獲得當時黑人領袖布克‧華辛頓（Booker T.Washinton）的支持，她全力扮演賢內助，事事以丈夫為重，堅信「身為一個妻子，不可因為自己的言行而阻礙丈夫的前途」。

由於顧及丈夫的事業發展，泰瑞爾在個人權益被打壓時隱忍低調；然而一旦遇上種族議題，特別是關係百年大計的教育問題，她則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她參與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抨擊政府的種族政策，與華辛頓的妥協立場不同，華辛頓因而私下向泰瑞爾先生抱怨，要他管好太太。不過，泰瑞爾先生沒有這麼做，反而積極鼓勵太太不要退縮，因為這些都是為了黑人種族權益奮戰，並未挑戰丈夫的男性氣概與顏面。

可以說，泰瑞爾婚後成功踏出傳統家庭領域，全是為了爭取「黑人種族權益」，而非為了「黑人女性權益」。

瑪莉‧貝舒和黑人女學生。她全心投入黑人教育，認為改善黑人女孩的教育水平，才能突破傳統的性別、種族雙重困境。（圖│Wiki）

階級帶來不同視野

貝舒與泰瑞爾都是為了黑人權益而戰，但如何完成，兩人卻是站在截然不同的光譜上。

貝舒主張，黑人女性應該勇於走出家庭、參與公共事務，從國家體制改善黑人的集體處境；但泰瑞爾則深知白人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因此認為黑人女性首要之責是成為好媽媽、好太太，讓黑人家庭更上軌道。黑人女性也應該努力成為更好的女人，優雅、禮貌、有教養（如同白人女性一樣），樹立良好的種族形象。

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黃文齡認為須加入「階級」因素分析。

貝舒來自奴隸家庭，屬於出身低微但擁有專業能力的中產階級，她重視普羅黑人的權益，相信要為他們創造更多機會，才有改善種族形象可能。泰瑞爾出身優渥，代表了淺膚色（mulatto）、中上階級的黑人女性，為了避免被牽累，主張提昇低社會階級女性，教導她們正確的行為規範。因為加諸於任何一個黑人女性的指責，都會被套用在所有黑人女性身上。

瑪莉‧貝舒除了是優秀的教育家，也是社會運動者，更被列為美國最偉大的女性之一。她擔任「黑人女性全國聯盟」董事會主席時，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後來被舉薦投入羅斯福總統「新政」，發揮實質影響力。？（圖│Wiki）

黑人女性必須更像白人眼中的好女人

當時，「維多利亞女性特質」（Victorian Womanhood）是 1920 年代主流社會的理想女性要求，操持家庭、維持美貌、遵守道德、相夫教子。

黃文齡分析，黑人女性往往囿限在白人社會所謂的「好女人」陰影下，以此做為行為規範準則。但儘管如此，對黑人社會而言，種族壓迫甚於性別不平等，因此種族議題往往比性別議題更優先，也讓許多黑人男性願意合作。

例如，當泰瑞爾對公開演說邀約感到猶豫時，經常獲得丈夫的鼓勵，敦促她要為黑人社群努力。也正是在種族發展的優先考量下，羅伯特願意進入私領域分擔家務、照顧女兒，好讓妻子能在公領域活躍發聲。換言之，順勢而為，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黃文齡認為正是在這種多重矛盾中，可以看出她們的彈性策略。

妥協與反抗是天秤的兩端，種族、性別都是居間的砝碼，影響黑人女性如何運用妥協、反抗，或者相互為用的程度。無論採取何種方法，都反映出她們是在判讀當下情況後，順勢而為，選擇最有利的方式，破除阻力，達到既定的目標。

從歷史發展來看，「順勢而為」確實是最有利的策略，貝舒與泰瑞爾都是好例子。

黃文齡說：「蹲好、準備好，機會一來就能把握！1920 年代她們已經做到了，這是最讓我敬佩的特質。」歷史衝突是累積而漫長的，抗爭運動也不是突然在 1960 年代冒出來。黃文齡認為。

從歷史回望今日，2020年的「佛洛伊德事件」一度演變成全城暴動。她觀察，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社會的極化，讓敏感議題更被激化，撕裂也越發嚴重。黑人抗爭活動若走向失序，將可能讓議題失焦，無法產生共鳴。

接下來，種族衝突是否可能越來越棘手？黃文齡認為值得繼續觀察，「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種族議題是結構性問題，很難一時解決。空喊公平沒有用，必須從經濟、工作權、教育權全面落實，特別是公平的教育資源與機會，或許才是根本之道。」

※本文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官方網站／延伸閱讀《或躍在淵—種族困境下的美國黑人女性，1920–1950》，清華大學出版社／黃文齡個人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