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全世界還有哪些國家專制、貧窮、非民主、統治者壓榨人民？答案大家都很清楚：非洲幾乎所有國家都還不算穩定的民主。中南美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僅在民主的起步，制度難謂穩定，人民生活也難謂富裕。東歐與中西亞及中東諸國或離民主有距離、或是在戰亂中殘喘，皆在艾塞默魯與羅賓森（A&R）所說的自由窄廊之外。中南半島、巴基斯坦等南亞諸國，也離政治民主相當遙遠。台灣與前述這些尚未走向民主的國家，有些什麼不同呢？

榨取式殖民經驗，積重難返

我們仔細看看前述尚未民主化的國家，大概可以發現：他們或是一、長期受到帝國主義殖民（如非洲、中南美洲、南亞）、或是二、長期被帝國主義強權占領（如東歐諸原蘇聯成員）、或是三、本身就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俄羅斯、中國、越南、北韓）。以上這個分類或有重疊，例如北韓與越南，先前都是帝國強權的殖民地，二次大戰結束殖民者離開之後，又變成共產主義國家。

A&R的分析非常著重歷史脈絡。例如，他們曾經解釋：為什麼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占領的中南美洲沒有辦法孕育民主體制，而英國人與法國人占領的北美洲卻可以。A&R認為，倒不是因為英法兩國殖民者「好」、西班牙殖民者「不好」，而是因為在地環境的差異。我們以下將會解說，為什麼這個論述也可以應用到台灣。

五百年前的中南美洲，聚落密集、人口眾多、金銀礦藏豐富。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者從來沒有想要「經營」南美，他們只是想要「榨取」（extract）在地的金銀珠寶，運回母國。由於中南美人口密集，所以西葡兩國可以輕鬆榨取，一個部落一個部落燒殺掠奪、欺騙勒索，就能金銀滿載而歸。基本上，「榨取」像是一種「採集狩獵」，而不是定居耕種畜養。殖民者「逐金銀而居」，把在地部落當成狩獵對象，不想定下來累積任何資本。

但是英法殖民者到北美，卻發現環境截然不同。北美既少金銀，且人口部落密度低、聚落疏散，根本無從榨取。是在這麼不得不然的環境之下，英法殖民者「只好」在地開墾、放牧、建築、設廠，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殖民經營，A&R稱之為「廣納型」（inclusive）。A&R認為也只有在「廣納型」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才可能創造、支撐民主自由的體制，維持經濟成長的制度動能。

拉丁美洲「懷璧其罪」

我必須再強調一遍：殖民者在本質上都是要榨取殖民地的，絕對沒有好壞之分。之所以作為上有所不同，是因為環境使然。中南美洲的印地安人像是「懷璧其罪」，資源太豐富，反而招來最惡劣的殖民者對待。

前述兩種殖民方式，會產生什麼不同呢？A&R的分析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北美洲的開墾、放牧、建設模式，因為人口太少土地太大，必須要糾合眾人方能成事，又必須以提供誘因吸引人民參與為前提（例如美國中西部早年的土地放領政策），且必須要保障開拓者的利益，才能創造「恆產恆心」的開拓衝勁。但是久而久之，這些各行各業的共同開發者散布既廣，也有要求政府遵守先前承諾的共同目標，遂給政府廣泛的制衡壓力。這就促成社會力量的廣納凝聚，形成制衡政府的大框架、大環境。

但是在以榨取為主的中南美洲，不但沒有共同開發的社會群體，也沒有需要維護的產權利益，當然也就沒有社會制衡網絡。此外，西葡殖民者一個部落接一個部落的榨取，也造就了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氛圍，於是踢走一個獨裁者換另外一個獨裁者是常見戲碼，大家依樣畫葫蘆，照樣榨取，正是許多中南美洲、非洲「獨裁更迭」的寫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初方稍訖。幾百年下來，中南美洲殖民地面對這樣的榨取模式，幾乎已經是統治的常態，於是人民根本不想置產（以免後來又被榨取）。一旦殖民者在二次大戰之後倏然走人，那些國家便新冒出來一批在地統治者。在榨取統治文化的長期浸淫下，他們的作為，怎麼可能有所不同？

此外，在非洲殖民的諸國還有一個本質上即為榨取的常態，遂行了數百年，就是奴隸販售。英法等殖民者到處抓在地原住民黑人，更像是把人當獵物般「狩獵」，抓到了就送上船，運往美洲，只要船上「獵物」死亡率得以控制，且新大陸奴隸售價抵得上大西洋半個月的運費，就是奴隸交易的利益。如此一個部落、一個部落搜刮奴隸，完全沒有建設意圖，那正是榨取模式的典型。

外來勢力的「土斷」壓力

我們可以把A&R的理論套用在台灣，看看台灣政經體制在一九七○年代究竟是「榨取型」或是「廣納型」？二十幾年前，我與幾位台大經濟系同事共同撰寫過《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整理國民黨黨國不分、政黨兼營利事業的理論錯誤。但是就經濟面而言，除了相對少數的黨營事業，台灣的資本主義大環境還是容得下其他的利益追尋者；這與菲律賓、印尼等地「裙帶資本主義」廣泛，有相當的距離。

文獻記述：印尼的蘇哈托與菲律賓的馬可仕，幾乎把全國近九○％的重要企業、職位，都由親朋好友分杯羹，台灣的商場卻完全沒有這種現象。當時台灣政府在政治面卻頗有強壓之勢：萬年總統、萬年國會、限制政黨、管制媒體、情治監控等都是。此外，重要政府官職幾乎不成比例的是外省人，但是在經濟方面卻頗為廣納。這像是政治／經濟的雙軌模式。

但是時間一久，雖然最高層統治者還是外來，但絕大多數人民的「省籍源頭」自然淡化，朝「土斷」方向挪移。政治面的不平等終究漸趨弱化。這樣的氛圍，逐步強化了「廣納」的大環境，漸漸形成一個全民的社會制衡壓力（例如新世代大學生的廣泛參與，一九九○年的野百合學運，天然獨世代的成形），應該有助於台灣的民主形塑。

總之，我認為二次大戰後台灣的政經環境，與拉丁美洲諸國所謂「第三波民主」的國家，有相當的差別。台灣沒有什麼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供搜刮掠奪。台灣平原面積狹窄，河流短促不利灌溉。也因為如此，日本的殖民並沒有像拉丁美洲那樣，在台灣留下「廣泛榨取」的惡劣政治文化。沒有「懷璧」，是福爾摩沙的幸運。也許，這也是台灣在一九八○年後，能夠逐步邁進「自由窄廊」的部分原因。

由萬年國會到總統直選

當然，台灣沒有外患壓力、沒有懷璧其罪、日本殖民時期沒有遭受「榨取式」的統治、在島內民主運動推動關鍵時刻（美麗島事件之後）又有諸多外在因素逼得主政者不得不退讓等，都有利於台灣的民主轉型。但是除此之外，李登輝前總統絕對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李先生在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接任總統，至二○○○年卸任，任期將近十二年。他在任內透過數次修憲，改變了久受詬病的萬年國會、建立了總統直接民選、逐步塑造了政治的「本土化」。他巧妙地利用民間的支持與社會運動，轉換為政治改革的壓力，一步步將台灣帶往民主的方向。他二○○○年卸任之時，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也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首次政黨輪替在許多國家都免不了腥風血雨，但是在台灣卻異常平和，這也是李登輝被稱為「民主先生」的原因之一。在這個過程之中，李登輝總統如何扭轉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值得我們仔細觀察。以下的例子，恰可援引為討論。

在《錢復回憶錄》中，錢先生認為「大陸政策的位階應該高於外交政策」，「大陸政策就是國家統一政策，只要我們堅持這項政策，台澎金馬地區的安全應該是能保持的」；這大概是錢先生與當年許多國民黨高官的判斷。到了二○二○年，有多少台灣人會同意錢先生所說的「國家統一政策」，令人存疑。但在當時，那就是主流觀點。

李總統外交戰場的戰略突破

在回憶錄中，錢復先生一再提到，李總統一九九五年訪美並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他深不以為然。錢復說，這個訪問「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而李登輝透過劉泰英請卡西迪公司遊說，繞過美國國務院與國安單位，也讓這些美國外交機關對台灣甚為不滿，以後也就常給台灣穿小鞋，讓台灣在外交上吃足苦頭。用白話文說，在錢先生來看，李登輝訪美是「戰術成功戰略失敗」、「贏了小戰鬥輸了大戰局」。

我們都同意，所有作戰都切忌「戰術成功戰略失敗」。如果李登輝訪美只是完成一項個人成就，是「一次性消費」，那麼為此付出「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深惡痛絕」的代價，就頗為不值得。但是李登輝訪美究竟有沒有戰略意義呢？我認為此事可以討論，未必如錢先生斬釘截鐵所言那樣「只有象徵意義」。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老共就不斷在國際場域給台灣畫紅線。這些紅線有些是清楚明白的，有些則依老共高興，隨時調整挪移。例如，中華民國什麼層級的官員可以或不可以到美國做什麼形式的訪問，頂多只是一個未形諸文字的「了解」，並不是一個剛性的緊箍咒。一旦柔性的了解慢慢形成剛性束縛，好像台灣總統就只能過境、不能「去85度C買咖啡」，甚至形成美國或台灣的「自我檢查」項目，那台灣就有必要思考：我們要不要突破一下。這個突破，不能說它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它的實質意義就是：中華民國作為主權獨立國家，可以選擇不接受你老共畫的紅線。我們不但要突破，甚至還要光天化日之下突破。適時釋放這個訊息，絕對是戰略面的。

主權國家的尊嚴與底線

當然，我們不必「故意跨線」刺激北京，但是我們也絕不能接受「北京說是紅線就是紅線，然後我們每天自我檢查」。如果台灣這麼懦弱，即使不論台灣民意接受與否，我們在兩岸鬥爭中就已經輸了八成。台灣偶爾不理會老共畫的紅線，固然要仔細評估，在戰略戰術面做考量，不能為了戰術而犧牲戰略。但是，錢復先生將「國家元首訪美」視為只有象徵意義，我認為只是他基於意識形態的判斷。

至於李前總統自洽卡西迪公司，繞過外交體系另軌運作，我相信在國際上並非首例。差不多同時，沈君山先生也多次與江澤民會談，依沈君山《浮生三記》所載，他也沒有經過陸委會，但最後都直接向李登輝報告。當總統對部會首長保留一些祕密的時候，這位首長的進退依止，就是一個個人的判斷。

由以上所述可知，李登輝總統可以說是用一個人的意志力，去翻轉整個外交體系的思維。他繞過外交部，自己尋找遊說管道，得到美國總統的同意，硬是闖過老共畫下的紅線，一方面在國際上宣示「台灣有自己的路線」，另一方面也凝聚台灣人民的主體意志。這些，都不是簡單的事，李登輝扮演的角色絕對是關鍵的。李登輝總統訪美，台灣只是「關說、請託」美國行政當局。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不像中南美洲國家那麼複雜，由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台灣在地緣位置上的幸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獨立？

在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完成了國會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並且在國際上硬是跨越中國畫定的紅線。這些是什麼呢？我認為就只有兩個字：「民主」。當一個國家所有重要的官員、民意代表、政黨更迭、法律制定、外交政策等，全都由人民依憲政程序自己決定時，這個國家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

當年沈君山先生與中國江澤民主席對談的時候，也清楚表達台灣「民主」的重要。江澤民偶爾會提出兩岸統一的期待，希望李登輝總統如何做、如何宣示之類。沈君山的回應往往是：台灣現在的體制是個民主體制，即使李總統要做什麼決定，還是要與民意大方向相契合，否則總統自己的權力都不穩固。民主在內是個權力的制衡，但是對外，卻也是非常自然的框架限制。我們的大陸政策究竟是不是錢復所說的「統一政策」，只有台灣人民透過民主程序才能回答。

有位政府官員跟我講過一個故事。大約三十年前，有一回該官員有機會訪問李前總統，大致是問以下的問題：「總統先生，台灣現在有兩個大問題在拉鋸，一是統一／獨立，二是民主／威權（意指萬年國會、刑法一百條未廢除等），作為總統，您怎麼看這兩個問題？」李總統的答覆非常有智慧：「我優先追求台灣民主；民主走到極限，就是獨立！」有許多人批評李前總統台獨，其實我認為他只是「把台灣民主推到極限」。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文學出版），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李登輝接下台灣民主轉型第二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