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八日 曼斯菲爾德

這個想法已經困擾我很多年，而那天晚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縈繞在我心中。

如果在深南方有個白人變成黑人，他會需要調整什麼？因為膚色而被歧視，遭遇到種種自身無法控制的情況，是什麼樣的感受？

在我的舊穀倉所改成的辦公室桌上有一份報告，它再次讓我深思。這份報告提到南方黑人的自殺傾向增加。這並不意味他們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是他們已經到了一個徹底不在乎自己生或死的境地。

當時的情況就是這麼慘，儘管南方的白人議員堅稱他們與黑人有著「絕佳和諧的關係」。我窩在辦公室，就位於我爸媽在德州曼斯菲爾德的農場裡。在我八公里外的家中，我的妻子和孩子正睡得香甜。坐在這兒，秋天的氣味從窗戶透了進來，將我圍繞，我無法離開，也無法入睡。

除了成為黑人外，希望知道真相的白人還可以怎麼辦？雖然在南方大家比鄰而居，但兩個種族之間根本早已停止交流。誰都不知道另外一群人的情況。南方黑人不會告訴白人真相。因為在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如果說出讓白人不悅的事實，白人將會讓他的生活痛苦不堪。

我看到唯一能彌補我們之間鴻溝的方法，就是成為一名黑人。我遂決定這麼做。

我突然發現自己準備踏進一種如謎團般且令人恐懼的生活。當我決定成為黑人，我才意識到，雖然自己專研種族議題，我其實對黑人實際碰上的問題一無所知。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我開車到沃斯堡(Fort Worth)去找我的老友喬治．列維坦(George Levitan)討論這個計畫。他是《深褐》雜誌(Sepia)的老闆。《深褐》是一份跨國發行的黑人雜誌，風格類似於當時以豐富照片為特色的《形象》雜誌(Look)。喬治是名身形龐大的中年男人，一直以來我都很敬仰他，因為他讓不同族裔的求職者有公平的就業機會，根據能力和未來潛力來選才。透過在職培訓計畫，他讓《深褐》雜誌成為業界模範，從編輯、印刷到發行，都是在這座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沃斯堡工廠進行。

那天是一個美麗的秋日。我開車到他家，下午三點多抵達。他的門隨時都敞開著，我就走進去叫他。

他人很熱情，給了我個擁抱，讓我坐下來，並請我喝咖啡。從小房間的玻璃門望出去， 看到幾片枯葉漂浮在他家游泳池的水面上。

他把臉頰埋在拳頭裡，聽我解釋我的計畫。

「這是個很瘋狂的主意，」他說，「你到那邊胡鬧會害死自己的。」但他無法掩飾內心對此計畫的熱忱。

我跟他說，南方的種族問題是整個國家的污點，對於我們的國際形象來說尤其不利。而要搞清楚我們國家是否有次等公民並了解他們的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但情況會很糟。」他說，「你會成為全國最無知暴民的眾矢之的。如果被他們抓到了，他們一定會扒了你的皮，以儆效尤。」他凝視著窗外，一臉專注。

十一月二日

早上我打電話給醫療資訊服務單位，詢問一些著名皮膚科醫生的資訊。他們給了我三個名字。第一個接到我電話的醫生立即讓我約診，於是我就搭路面電車到他的辦公室，向他解釋我的需求。他從來沒遇過有人提出這樣的需求，但是願意協助我完成計畫。醫生記錄了我的病歷後，他要我等一下，他同時透過電話聯繫一些同事，問清楚能讓皮膚變黑的最佳方法。

過了一會兒，他回到診間，告訴我說他們一致同意先讓我使用口服藥物，再讓紫外線照射身體。他解釋說，他們也是讓臉上和身體會出現白斑的白斑症患者使用這樣的療法。在這種藥物研發出來以前，白斑症患者到公共場所都需要上厚厚的一層妝。不過這個療程有其風險，通常需要六週到三個月的時間才能讓膚色變黑。我告訴他，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所以我們決定嘗試加速療程，並在期間不斷抽血檢查，確認我的身體對藥物的耐受性。

我拿了處方，回到家裡吃下藥。兩個小時後，我用日光燈的紫外線照射全身。

十一月七日

早上我最後一次去看醫生。療程不盡如人意，沒有如我們希望的那麼迅速，但我現在的膚色已經夠深，可以完美地塗上染色劑。我沒有自然捲，所以我們決定我必須剃光頭。劑量確定了，時間越久膚色會更暗沉。接下來，就靠我自己了。

醫生表達了很多次的疑慮，可能後悔在這個變身計畫中跟我合作。他再次嚴正警告並告訴我，不論是白天晚上，任何時候若遭遇麻煩，都可以跟他聯絡。我離開他的辦公室時，他握了握我的手，嚴肅地說：「從現在起，你將進入遭人遺忘之境。」

寒流侵襲紐奧良，所以那天躺在燈下感覺很舒服。我決定當天晚上就剃光頭，開始我的旅程。

下午，我的房東眼帶善意但不安地看著我。他說：「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但我很擔心。」

我請他別這麼想，並暗示我可能會在晚上離開。他說他有個會議，會把它取消。我請他不要這麼做。「我不想要我離開的時候，你在這裡。」我說。

「你之後要做什麼？當個波多黎各人還是什麼的？」他問道。「差不多吧，」我說道，「這可能會導致一些麻煩。我寧願你對這件事一無所知，我不想要牽連你。」

他大約在五點時離開。我幫自己弄了一頓晚餐，喝了很多杯咖啡，延後面對這個把自己頭髮剃光、抹上染色劑，以黑人身分走入紐奧良黑夜的時刻。

我打電話回家，但沒人接。我的神經緊張，感到恐懼不安。終於，我開始剪頭髮，剃光頭。花了好幾個小時，用了好幾片剃刀刀片，我才覺得腦袋瓜摸起來很光滑。我被房子的寂靜所籠罩。夜漸漸深了，我偶爾聽到電車晃行而過。我塗上一層又一層的染色劑，再把它擦掉，然後沖洗掉多餘的。直到我穿好衣服、打包好行李，我才看向鏡子。

我關掉所有的燈，走進浴室，關上門。在黑暗中，我站在鏡子前，手放在電燈開關上。我強迫自己把燈打開。

光線從白色瓷磚上流瀉下來，一個陌生人的臉龐和肩膀出現在我眼前，他從鏡子裡瞪著我—一個兇猛、光頭、膚色非常黑的黑鬼。他一點也不像我。

整個改造是徹底而懾人的。我原本預期的是喬裝，但這截然不同。我被囚禁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體內，一個我從未見過、漠不相干的陌生人。所有我作為約翰．格里芬的生命印記都被一抹而去。就連感官上也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讓我苦惱不已。我照著鏡子，看不見任何關於白人約翰．格里芬的過去。不，鏡中的那人把我帶回到非洲、回到那些破房子和貧民窟、回到黑人徒勞無望的奮鬥。突然之間，幾乎在毫無心理準備、沒有任何預兆的狀況下， 那身影變得很清晰，滲透了我的身心。我的直覺是與之對抗。我做過頭了。我現在知道，當那黑色無法被抹去，就沒有所謂的喬裝的白人。無論他曾經是誰，有著黑色皮膚的人就是百分之百的黑鬼。我是一個剛剛才出生的黑人，必須走出那扇門，去一個對我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生活。

如此徹底的轉變嚇壞了我。這與我本來想像的截然不同。我變成了兩個人，一個是觀察者，另一個則是驚慌失措，感受到自己由裡到外都成了黑人。我開始感受到巨大的孤獨，並不是因為我是黑人，而是因為過去的自己，那個我認識的自己，被埋藏在另一個人的肉體內。如果我回到家中的妻兒身旁，他們不會認得我。他們會打開門，茫然地看著我。我的孩子們會想知道這個高大的光頭黑人是誰。如果我走到朋友面前，我可以想見他們不會一眼就認出我。

我竄改了人類存在的奧秘，迷失了自己。這件事讓我崩潰。以前的格里芬不見了。

作者簡介

約翰‧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1920-1980）

　　美國小說家及記者。1920年生於德州達拉斯。在音樂家母親的薰陶之下，於1936年前往法國學習音樂治療。二戰爆發時，人在法國的格里芬加入美國空軍，投入美軍在南太平洋的作戰。大戰期間，他曾兩次受傷，導致雙眼失明。他於是放棄學醫，潛心研究哲學與神學，並從事寫作，結婚、生子，直到1957年1月突然重見光明。

　　1959年，視力恢復的格里芬與黑人雜誌《深褐》（Sepia）協議進行一項調查南方種族議題的計畫。他透過化學藥品與藥物將皮膚曬黑、染黑，隻身前往南部數州，換上黑人的外貌，親自感受白人的敵意與歧視，見證南方社會安穩和諧之下的黑暗。1959年底，格里芬回到他在德州的家，將其經歷整理成〈羞愧之旅〉（Journey into the Shame）一文發表。文章刊出後，格里芬獲得美國與國際媒體的矚目與讚賞，但在家鄉，象徵他的假人被公然吊在紅綠燈上，宛如公開絞刑，終使他不得不帶著家人前往墨西哥避難。

　　旅程之後，格里芬雖然遭到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威脅，更在1975年遭三K黨圍毆，他仍然為人權運動孜孜不倦，跑遍全國各地，與重要民權運動領導人合作與對話，曾任教於哥斯大黎加的和平大學（University of Peace），並於海內外發表多達上千場演講。1980年9月，格里芬病逝於德州。

　　格里芬著作無數。在失明期間，著有小說《牆外邪魔》（The Devil Rides Outside）、《裸夷》（Nuni）。非虛構作品另有《高空的土地》（Land of the High Sky）、《教堂與黑人》（The Church and the Black Man）、《隱藏的整體：湯瑪斯．梅頓眼中的世界》（A Hidden Wholeness: The Visual World of Thomas Merton）、《雅克‧馬里旦：以文字與圖像致敬》（Jacques Maritain: Homage in Words and Pictures）、《散落的暗影：關於失明與光明》（Scattered Shadows: A Memoir of Blindness and Vision）等。

譯者簡介

林依瑩

　　自由口筆譯工作者。台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與美國喬治城大學公共政策雙碩士。從事公共政策、科技、商業、藝文等類型之會議同步口譯，扮演跨語言文化實質溝通的橋樑。

※本文摘取自《像我一樣黑：一位化身黑人的白人作家，揭露種族偏見的勇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