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家媒體曾經報導過那些不是畢業於首爾知名大學、從事約聘工作的外縣市青年過著怎樣的生活，那是一種只存在於腦海當中，無法想像的抽象觀念。跟外國的貧民不同，韓國的都市貧民躲藏在半地下室、頂樓加蓋、考試院這些地方，所以並不顯眼。韓國的貧民不會再形成聚落，這些「原子化」的貧民存在感越來越薄弱。

我努力想把看不見的貧窮故事搬到檯面上，但不知不覺間，我身邊形成了厚厚的同溫層，能接觸到的青年都就讀首爾的四年制大學，早已獲得未來能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保障。而那些看不見的貧民，因為怕被人聞到身上的味道，所以只能像蟑螂一樣躲在考試院裡、新蟻居房裡、半地下室裡。

青年真正的貧窮是看不見的

其實報導刊登出來時完成度還只有一半，這全都是因為我的判斷不夠成熟、不夠精準。雖然主題是「青年居住」，但我所寫的青年都是首爾大學、漢陽大學、西江大學的學生，他們當然都「還撐得住」。知名大學的畢業證書，就相當於某種形式的「租賃」，只要撐到最後就能獲得回報，雖然他們現在物質上非常貧窮、匱乏，但這其實只是一種假性貧窮。

我想聽聽看那些沒有動力撐到最後、沒有努力目標的人，心中真正的想法究竟是什麼，但即便是曾經一貧如洗的我，也擁有知名大學的畢業證書，並處在正職工作的保障範圍內，所以早已和那些最底層的人拉開了距離。

某天，我忘記解散而一直開在那裡的開放式聊天室突然響起通知。「這是什麼群組？我想搬到別的考試院，所以上來搜尋，就進來了⋯⋯」

31歲的金俊秀先生

傳訊息的人是現在住在考試院，31歲的金俊秀先生（假名）。「記者小姐，如果妳到了咖啡廳，就找一個穿著紅蘿蔔色外套的人。」氣溫驟降的11月中旬，我跟金俊秀約在首爾江北區的一間咖啡廳碰面，在我抵達之前收到了他的訊息。

在準備〈大學街新蟻居村〉的企劃報導時，我為了找到更多受訪者，所以才在通訊軟體上建立這個開放式聊天室，沒想到他自己主動加入。他說自己已經在首爾江北區水踰站附 近的考試院住了三個月，因為想搬到其他考試院而上網搜尋資訊，所以才發現這個聊天室。

11月時我跟他約出來見面，那天也正好是他離開故鄉大邱，來到首爾展開考試院生活的第一百天。

考試院成了低收入勞工的住處

「我住在一天房租大約300元的考試院。」自從司法考試廢除之後，考試院就成了低收入勞工的住處，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但卻很少有經過實際驗證的研究，探究考試院究竟以什麼樣的形式，取代市中心的便宜住宿選擇。傳統上被認為是「非正常居住型態」的蟻居房、旅館、小旅店，特徵就是它們「有彈性」的租賃型態。

為了那些無法籌措押金，只能過一天算一天的人，這些地方以「日租」、「週租」的形式，讓房客能夠一點一點地支付住宿費。而過去的考試院則和這樣的形式有些不同，採行至少要能夠先拿出下個月的房租當押金，才能夠住進去的預付制度，月租也要每個月固定繳納，這就是考試院與蟻居房、旅館、小旅店之間微妙的差異。

就連過去要收月租的考試院，都開始收「日租」這件事，對「居住」這項社會觀察以及相關的書寫來說，是極具意義的改變，因為這表示收容「社會邊緣人」的底線被提高到考試院了。房間裡只有勉強能躺下一個人的床鋪，以及不太靈光的簡易冰箱，衣服則只能掛在裝設在天花板上的簡易衣架上，但因為他沒有幾件衣服，所以沒有衣櫃也不會造成問題。

看著自己與同輩間差距越來越遠

31歲的青年，如果從首爾的四年制大學畢業，成功找到正職工作的話，現在應該已經進入職場三、四年了。應該會開始詢問房屋押金貸款，漸漸拓寬自己的生活空間。如果更精明一點，或許會去申請住宅抵押貸款，自己當起房東。接下來可能會結婚，或在職場上獲得一定的成就，而金先生卻只能住在只有兩坪大小的考試院裡，輾轉於各種臨時工作之間，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與同輩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遠。

一般大眾媒體所描繪的「平凡青年」，大多畢業於首爾的大學、有高於一般庶民階層的家庭安全網，同時也獲得正職職缺準備投入職場，而金先生的生命軌跡卻與這樣的描述截然不同。他從商業高中畢業之後，便在2008年進入慶州的一間大學就讀。原本是每天從大邱到慶州上課，後來因為科系不太適合自己，所以就辦理休學，這樣反反覆覆過了十年，一直到2018年，也就是他30歲的那年，才決定辦理退學。接著他又插班進入一間大學就讀，直到今年二月才取得學士學位。

在找不到穩定工作的情況下，他為了到首爾大學的終身教育學院就讀證照課程，便孑然一身來到首爾。現在在附近的高中當派遣員工，偶爾打工籌措房租。跟我見面的這天，他帶了許多打工時沒發完的糖果。

彷彿是被關在白色單人牢房裡的囚犯

「住在大邱的時候，我都以為『考試院』是讓那些來首爾讀書的人住的地方，來到首爾才發現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一開始真的無法告訴朋友我住在考試院，總覺得是有罪的人才會住在這裡。偶爾在連冰箱都不發出噪音的日子，在一片寂靜中靜靜看著房間裡的白色壁紙，我就會覺得自己彷彿是被關在白色單人牢房裡的囚犯。

這時候我會想『真希望走廊上有人走過，希望能夠聽到一點人的動靜』，卻沒有人經過，哈哈，我會因為極度的憂鬱而哭上好幾天。「考試院是個時間停滯的空間，被困在停滯的空間裡一百天，金先生學會了「堅持的方法」。

貧窮且無法為自己準備居住空間

他也跟電影《寄生上流》中的基宇一樣、像畢業於漢陽大學的田同秀一樣，把「我都計畫好了」掛在嘴邊。

「我現在在準備考證照， 兩個月後要考試， 考完之後生活變好一點， 我想去當外送APP的外送員，聽說可以用滑板車或是腳踏車外送。更長遠一點的規劃，就是希望四十歲左右可以到國外生活。以前在學校歷史課有學過，沒有房子與土地的人，最後會變成『火田民』或『游牧民』，既然要這樣，那我不如到國外去，過著不需要在意他人目光的生活。」我問他說「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窮」，接著他便將辭典上查到的「居住貧困階層」定義傳給我看。

「貧窮且無法為自己準備居住空間的階層，或指該階層的人。」

「我不是沒經歷過貧窮，沒有家的話，吃住都會有困難，找工作或讀書也會受限制，即使生病還是要工作⋯⋯但我很努力不要讓自己與貧窮為伍。我要是遇到內衣穿了好多年，舊到整件破掉的狀況，還會拿來自嘲說『我的生活窮到破破爛爛，沒想到衣服真的變得破破爛爛』。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去銅板KTV花三十元唱到失聲，多少可以抒發一點壓力。我認為比起物質上的貧窮，精神上的貧窮更不好；比起絕對的價值，因相對價值而導致的貧窮更不好，愛慕虛榮、孤單、提不起勁、憂鬱感，這些反而比貧窮更可怕。」

作者簡介

李惠美（이혜미）

大學主修中文與政治外交。2015年於釜山日報展開記者生涯，期間曾轉任韓國日報企劃採訪組記者，現為政治組記者。曾獲韓國記者協會「年度女記者獎」、韓國記者協會「本月記者獎」「年度資料基礎探查報告獎」「韓國網路新聞獎大獎」等獎項。將已故記者李容馬說過的「媒體最重要的功能是對權力的監視與批判，同時也必須持續不斷為社會的弱者發聲」謹記在心。

對書寫這個行為感到戒慎恐懼，成果雖總是令自己感到羞愧，但唯有寫作時才能真正地感受到自己活著。現在正為了拯救沒有被世界選擇、被遺棄的話語，而持續書寫著。(編註：李容馬，2012年為了訴求新聞報導自由與正義，與工會成員一起策劃了為期170天的罷工活動，因而被MBC電視台以「擾亂公司內部秩序」為由解雇。出版《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網路與書出版〕)

譯者簡介

陳品芳

政大韓文系畢業，於台韓兩地職場打滾過後看破紅塵，終於決定當一個專職其實是阿宅的譯者。喜歡看韓國電影、聽韓樂，十分享受宅在家趕稿邊掛網打遊戲的時光。

※本文摘取自《剝削首爾：是炒房者造成我們的貧窮！寄生下流殘酷史，蟻居村全貌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