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是近年來比較政治與公共行政的新典範，因為在傳統左右的政治光譜中常有「國家市場」關係的拉扯：強政府與福利國家的主張，往往陷入「政府失靈」的難題，表現形式就是財政赤字與生產沒有效率；小政府與市場競爭的擁護者，則因為週期性的大蕭條陷入「市場失靈」的困境。

為了避免出現「沒有治理的政府」與「沒有政府的治理」兩個極端，國家論與市場派紛紛進行典範修正，一個是在政府運作中融入市場競爭的效率要素，我們稱之為新公共治理；另一個則是在市場機能中加入政府職能角色，讓公共財成為市場失靈時的解方，凱因斯主義為其代表。

然而黨國體制的制度特質，卻與前述政府治理格格不入。就正當性而言，所有的政經秩序與市場運作都是以維繫威權政體的統治基礎為基礎，保留對社會的鎮壓與干涉能力則是客觀法則；此外所有資源的分配都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過程，這裏不存在國家與社會的合作關係，取而代之則是宰制模式。

直言之，在統治者眼中所謂失靈，意味是對政權的顛覆與社會秩序的解體，這就足以解釋中共何以用維穩邏輯來處理疫情，包括第一時間選擇隱匿訊息、透過國家機器進行大規模的封城、憑藉政府力量調控管制醫療資源配置、運用大內宣營造在強國家下疫情可控的假象，以及授權政法系統嚴厲打擊異議份子。 平心而論，這種黨國版防疫能力的展現，乍看之下擁有絕對的權威與執行效率，習近平宣稱的「令行禁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說法。言下之意，所有政策的緊鬆與人員的動靜全憑掌權者的一念之間，考量的標準全是政治指標而非科學或客觀數據。

換言之，所謂的封城其實就是疫情失控的訊號，動員大規模核酸檢測則是疫情復燃的跡象，雖有公布的數字體現完美的調控趨勢，生產大復工與停擺都是官方的政治意志，疫苗的問世與施打著墨的是強國形象與民心的安撫。

國民黨崇尚中國防疫模式其實不難理解，因為這個政黨雖然號稱已經民主轉型，但骨子裡仍有黨國體制的各種制度遺緒。否則怎會在台灣整個防疫過程中一直主張複製中國封城、封院、蓋方艙醫院、普篩等政策內容？就連經濟補償也提出最單線的「發現金」模式，豈不知這種只追求一刀切的維穩手段，徒有效率之名卻全無治理內涵，只是一種推卸責任或是毫無章法的作法？ 這個黨始終不明白台灣已經進入公民社會與政府新治理階段，除了強調資訊公開透明外，更重視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合作關係，除了自己觀念保守遠落於時代之後，那種「上對下」的優越心態也說明了一切！否則國民黨內怎會一直出現馬英九、楊志良、邱婌媞這類人的言行呢？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