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犯下舉國矚目八里雙屍命案的被告謝依涵，原一、二審及更一審皆被判處死刑，本月11日，高院更二審則將其改判為無期徒刑。依例，做出無期徒刑判決的審判長林瑞斌果然被許多死刑捍衛者罵到臭頭。

此案審理期間，台大教授趙儀珊和警大教授沈勝昂曾對謝依涵進行精神鑑定，結果咸認她並沒有反社會人格，並非典型犯罪，且根據獄中記錄，謝依涵在看守所的表現堪稱良好。審酌謝依涵於此之前亦無前科，成長、求學過程、工作表現均正常，同事評價正面，法官遂以其矯正可能性甚高，做出無期徒刑的裁判。

另一方面，支持法官改判無期徒刑的理由，還包括「兩公約」的公政公約所述－唯「犯情節最重大之罪」才能判死。但顯然對於一個「涉及謀財害命、手段兇殘、行徑冷血、惡性重大」者，這個社會還是有相當強大的聲量認為無期徒刑的代價太輕，甚至未達「懲罰」作用。

同一時間，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在法務部「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宣傳記者會」上提到，從2010年台灣施行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至2016年底，三審法院判決中，引用兩公約文字的各類判決有1095案，大法官解釋有22案，因此我們必須思考有無過度引用這兩公約。且說法官尤其不能因為不想從重量刑就引用，不用就擱著，如此更有違兩公約精神。更何況兩公約的規範，並不是不能判死刑，因為只有第二任擇議定書有廢除死刑的問題，而我國並不在其簽署範圍。如果法官通通引用兩公約不判死刑，等於實質廢死，但廢死在各國還是有爭議，我國爭議更大。

法務部所示，吻合了現今台灣社會的氛圍。反之，審判長林瑞斌便形同違逆了社會大眾多數的期待。也正因為如此，這紙判決才饒富意義，那不會只是為了開闢另一場「廢死」與「反廢死」的觀點角力賽而已。

司法做為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法官被賦予正義捍衛者的角色，實質意義上卻不僅如此，因為文明社會諸多演進的關鍵，亦是由法官的判決（理由）而來，即便法官不是社會價值秩序的發韌者，很多時候，卻會是最終的決定者。時時刻刻考驗著法官的，還有如何能以白紙黑字的生硬文字，去落實抽象並具有流動性的正義。就像美國開國元勳漢彌爾頓所說：「若是沒有法庭來解釋並確定法律的真正意義並加以執行，法律就成了死的文字。」法官作為法律的發言人，角色必然要超越機械而無變化的工具。

台灣曾歷經漫漫38年餘的戒嚴時期，其後遺症迄今仍使人隱隱作痛，無論思想上、行為上、觀念上、價值上，都有待注入更多清新活躍的力量，幫助這個社會順利跳脫累積成習而自我拖累的框限。簡言之，對比其他相對穩定、進步的社會，我們仍囿於許多「錯誤的恐懼」（misfearing），導致了彼此對話的困難，包括同性婚姻議題如此，因謝依涵更審無期徒刑所衍生的「反廢死」和「廢死」論辯亦復如是。至於哪一方是處於「錯誤的恐懼」，早是一目了然，那麼，法官即便無以扭轉錯誤的恐懼，卻也有辦法透過其判決，明白指出當下民眾諸多「錯誤的恐懼」的形貌。

一個社會，若多數人無論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錯誤的恐懼」所挾持，則一旦遇到困難的抉擇，很容易就會習於仰賴「最小主義」（minimalism）去面對問題，使得凡事傾向「寧淺勿深」、「寧窄勿寬」，以致造成大家難以解決社會深層的核心問題。某個意義上，法官則是藉由其裁判，將案件所牽涉更深刻的本質意義拉上檯面。當有愈來愈多法官敢於承擔衝擊社會固有思維的後座力，是否就有機會印驗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所說，司法改革的動力，必然是來自司法內部的力量。然其所帶來的，也將不只是司法革新的曙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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