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一九九○年春天，已可明顯看出戈巴契夫失去了對政治進程的控制權。我們大家跟往常一樣，為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遊行而聚集在紅場上。國家領導大員們已經沿著階梯登上位於列寧陵寢頂端的觀禮台，我們這些通訊記者則在克里姆林城牆的正前方擠到列寧陵寢的旁邊。遊行隊伍剛剛通過的時候並無異狀，一如既往出現了快樂的兒童和歡慶蘇聯生活喜悅的花車。可是繼續行進下去之後，我們注意到隊伍中出現了騷動。開始響起「打倒戈巴契夫」的吼叫聲，而且我們不斷聽見有組織的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吶喊。傳到我們這邊的消息指出，有一批葉爾欽支持者混進了正式工人遊行隊伍的後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獲准一直走上紅場，名副其實來到中央政治局的鼻子底下。我們能夠瞧見，戈巴契夫正在我們頭頂的上方，激動地用手指頭敲擊陵墓護欄。然後他於一瞬間快步走下階梯，帶領他的同僚們退回克里姆林宮，在屈辱之中消失不見了。

從此開始，戈巴契夫已經不大跟得上各種事件的發展腳步。他於是提議繼續強化總統一職：新的規定將賦予任職者類似美國和法國總統所享有的那些權力。但他再度拒絕為這個強化後的職位進行選舉。戈巴契夫反而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另一次會議中，讓自己重新被任命為總統。事後回想起來，這是他最末一次有機會參加競選，並在全國獲得真正的民意基礎。如果他能得到民意支持，將使得波里斯．葉爾欽或其他任何對手都不可能挑戰他的統治權。但到頭來卻演變成這樣的情況：他繼續當一個未經選舉的政治人物，沾染了他原本亟欲改革的老式共產主義的味道。

戈巴契夫日益讓自己受到一個由保守派和強硬派人士所組成的政府包圍。最高蘇維埃曾經投票否決了他所提出的若干部長人選，例如被提名為國防部長的德米特里．亞佐夫元帥，以及被提名為副總統的根納季．亞納耶夫。可是戈巴契夫堅持非要繼續投票下去不可，直到他達成自己的心意為止。內政部長波里斯．普戈、總理瓦連京．巴甫洛夫，以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等人，也都是因為戈巴契夫個人的強力推薦才獲得晉升。幾乎在每一個任命案當中，都有許多重要的自由派人士發聲警告，反對讓那樣的人物掌權。有些人大代表已經談論到：那批人進入克里姆林宮之後，恐怕會有出現軍事政變的危險。

激進派批評他阻擋了改革之路，強硬派則指責他正在背叛蘇聯和蘇共，戈巴契夫夾在中間既左右為難又裹足不前。他試圖同時安撫那兩大陣營，但無法讓任何一方滿意。於是戈巴契夫開始以令人擔憂的頻率來更換自己的顧問團隊。

相形之下，葉爾欽卻展現出政治洞察力。一九九○年五月底的時候，他獲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在戈巴契夫一九八九年的改革下，十五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分別被授予自己的議會機構，獲得了有限但真實的權力。雖然戈巴契夫仍然自行主導國家的議會（全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但某些權責已經移交給各個單獨的加盟共和國。葉爾欽如今是俄羅斯事實上的領導人，而戈巴契夫是蘇聯的領導人。蘇聯總統名義上是位階最高的角色──他統治所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而葉爾欽僅僅統治其中之一。但那是一個新的體制，沒有人真正曉得分界線何在，而政治的發展只能通過試驗和錯誤繼續下去。俄羅斯是蘇聯內部的主導力量（它比其他任何共和國都要來得大，人口也更多），葉爾欽發覺他能夠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範圍。在類似一九一七年時的情況下（參見第十九章），一個新的「雙重政權時期」已日益成形，葉爾欽和戈巴契夫都將竭盡所能、各顯神通。

葉爾欽的最大武器就是他的政治手腕，再加上一個事實：早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當葉爾欽於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爭吵不休的時候，蘇聯人民就已經知道他挑戰了共黨當局。從那時開始，他就把自己重新包裝成一個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大搖大擺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排隊購買麵包的人龍當中詢問一般百姓所希望和所關注的事項，並且極力抨擊共黨權貴的濫權與貪腐。當戈巴契夫依然在捍衛蘇聯共產黨，堅信該黨可被改革和獲得重生之際，葉爾欽卻不斷對它進行譴責。

在一九九○年七月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葉爾欽宣布自己再也無法留下來當黨員。他對著鴉雀無聲的大廳說道：「既然我已當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我必須聽從全體俄羅斯人民的意願。鑒於國家正在向多黨制過渡，我再也不能僅僅執行蘇聯共產黨的決議。因此我宣布停止自己的黨籍……」。接著葉爾欽在會場響起的竊竊私語聲中步下講台，緩緩沿著「克里姆林大會堂」漫長的走道，通過一排又一排的人民代表走向會議大廳後側的出口。一路伴隨他的是譏笑聲、喝倒采聲，以及叫喊著「丟臉」的聲音。他自己的前途和國家的未來已不復掌握在蘇聯共產黨手中。

葉爾欽升高他與戈巴契夫的爭鬥，公布了（基本上屬於象徵性質的）「俄羅斯主權宣言」。二人為了哪一種法律（蘇聯法律或俄羅斯法律）應該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享有優先地位而不斷爭執。但他們同意共同研擬策略來拯救正在崩解的經濟。一九九○年八月，一個由戈巴契夫和葉爾欽任命的經濟學家聯合團隊定出一項激進改革計畫，立意在五百天內奠定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那個「五百天計畫」提議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結束國家的補貼、由市場而非國家來決定價格、快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以及將許多經濟權力從聯盟的層級下放給各個共和國。葉爾欽熱情萬分地接受了那個方案，並宣布俄羅斯將予以實施。戈巴契夫的態度卻模棱兩可。他的保守派顧問們將那個計畫譴責為「走資本主義的後門」，於是戈巴契夫放棄了它。葉爾欽想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希望立刻進行；戈巴契夫也想要改變，但他主張採取比較漸進的做法。二人未能合作成功，於是給共黨強硬派的復仇主義勢力敞開了大門──他們的那些敵人如今正在策畫戲劇性的行動。

十一月下旬，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在國家電視台現身，宣布擴大軍方的權限範圍。由於近來發生了騷擾蘇聯部隊的事件，更因為波羅的海三國分離主義者的示威行動變得日益狂暴，亞佐夫表示軍方已被授權動用武器來保護自己和蘇聯的國家財產。政治局勢高度緊張，蘇聯軍隊向蘇聯平民開槍的可能性更產生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十二月初的時候，KGB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發表一篇冗長的電視演說，使用了自從布里茲涅夫年代以來便難得聽見的冷戰言論。克留奇科夫聲稱，蘇維埃祖國面臨著立即的危險：反共分子正在國外邪惡勢力的教唆下，不斷挑起動亂和暴力。全國上下應該知道，KGB已經做好準備，要動用手中所掌握的一切力量來挫敗這些「敵對勢力」，並且把他們的「外國主子」攆走。第一步的工作，將在主要城市的街頭部署由警察和軍人組成的聯合巡邏隊，以防止犯罪和騷亂。其言外之意十分清楚：示威者和抗議者都將被看成是合法的目標。

葉爾欽的最大武器就是他的政治手腕。（維基百科）

那種針對未來鎮壓行動所做出的暗示很難讓人忽略，戈巴契夫卻忽略了它。十二月中旬，總統的自由派顧問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莫斯科共青團員報》撰文提出警告：「保守反動勢力正在毫不留情地尋求報復。他們正準備發動進攻。我對民主勢力所表現出的惰性深感不安。」

愛德華．謝瓦納澤十二月二十日在人民代表大會登場時的情景，甚至更充滿了戲劇性。他在講台上表示：「改革派已經隱遁歸山，專制獨裁即將來臨。我是以完全負責任的態度告訴你們這些事情。誰都不知道那將是怎樣一種獨裁，也不知道誰將成為獨裁者……。我來這裡是為了告訴你們，我將辭去政府職務。……我想讓這項警告成為我的貢獻，成為我對即將來臨的獨裁統治所做出的抗議……」。謝瓦納澤沒有直接批評蘇聯總統──他們二人是長年的朋友和同僚。不過他隱約暗示出來，戈巴契夫其實應該採取更果斷的行動來對抗強硬派的崛起：「我向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表示衷心感謝。我是他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然而我已經別無選擇，只能辭職。……我無法說服自己眼睜睜看著我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正等待著我們國民的試煉。」

當時我曾經詢問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有關軍方即將發動一場反戈巴契夫政變的謠言是否值得相信。他於是拿出一份宣傳小冊子給我過目，表示它正在蘇聯陸軍的士兵之間流傳。那份小冊子宣布：「我們要的是一個新的希特勒，而不是戈巴契夫。迫切需要一場軍事接管來拯救我們的國家。在西伯利亞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帶給我們這個該死的『重建』的那批人……」。自由派評論家阿列斯．阿達莫維奇補充說道，強硬派「導致總統的身邊圍繞著上校們和將軍們，使他自己成為人質。」

一九九一年一月，出現了第一個跡象顯示雅科夫列夫和謝瓦納澤正確無誤；被選定的戰場則是波羅的海三國。讓強硬派感到震驚與憤怒的事情是，蘇聯的統一已因為各共和國滋生蔓延的分離主義運動而飽受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才併入蘇聯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已經宣布獨立。昔日遭到強力扼殺的民族主義情緒，已在「公開性」之下被釋放了出來。

混亂與暴力的幽靈，成為採取行動的藉口。在軍方報紙《紅星報》的一篇文章裡，前任總參謀長謝爾蓋．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呼籲武裝部隊「採取行動來維護我們祖國的統一……」。他寫著：「現在到了用勇氣和決心來捍衛我們國家的時候。」蘇聯內政部長波里斯．普戈本身則是拉脫維亞人，之前他在自己的共和國擔任KGB負責人之際，曾因為壓制民族主義思想而聲名大噪。如今更有將近五十萬名內政部特種部隊的人員供他差遣。

那時正好全世界都把注意力轉移到迫在眉睫的波斯灣戰爭，莫斯科便趁此機會派出了部隊。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有一家被用來幫分離主義者發行報紙的印刷廠遭到突襲和占領。在維爾紐斯，立陶宛議會的周圍爆發了武裝衝突，迫使民族主義者的政府負隅頑抗。特種部隊奪下了包括立陶宛電視總部在內的若干建築物，並且有十三個平民被打死。過了僅僅一個星期之後，戈巴契夫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他曾經主導對他自己國民的屠殺。波里斯．葉爾欽譴責他是殺人兇手。他在全國電視上說道：「一九八七年的時候我曾經提出警告，表示戈巴契夫沉迷於權力。現在他有了一個名字很好聽的獨裁政府……我們要求他立刻辭職。」

暴力挑釁事件最後導致戈巴契夫憤而採取行動。殺戮行動發生一個星期後，莫斯科下令部隊撤出。戈巴契夫為在維爾紐斯和里加動用暴力而道歉，並且告訴最高蘇維埃：「我們從來都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儘管如此，他卻沒有趕走那些下令攻擊的人。普戈、亞佐夫、亞納耶夫、巴甫洛夫和阿赫羅梅耶夫依然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繼續把流血事件怪罪給分離主義分子。他們下一次的奪權嘗試，將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

※本文摘自《俄羅斯：一千年的狂野紀事》第38章－戈巴契夫只在西方受崇拜／左岸出版／作者1954年出生於英國柴郡，曾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巴黎索邦大學，以及列寧格勒大學就讀。1980至1997年間，相繼擔任英國廣播公司（BBC）駐莫斯科、華盛頓、布魯塞爾和華沙特派員；1997至2002年間，先後在英國工黨政府擔任通訊處長和新聞秘書；目前的身分則是作家、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和新聞記者。著有《莫斯科政變：蘇維埃體制的末路》、《自旋》和《我聽見列寧在笑》兩部政治小說，《利特維年科檔案》和《普京的石油》等政治論述，以及報導文學作品《遲來的守護者》（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