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進入「後鄧小平時代」，這是一個很難用西方既有政治學術語界定的時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提出「韌性威權」之概念——比「後極權主義」更準確，但仍顯得有些輕忽。二零零三年一月，黎安友在《民主》雜誌發表〈威權主義的韌性〉一文，認為「中國沒有出現民主轉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極權主義向經典威權政權的轉型，並且似乎變得越來越穩定了」。

北京奧運會是中國邁向「野蠻崛起」的起點

「韌性威權時代」大致結束於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北京奧運會的「萬國來朝」是中國邁向「野蠻崛起」的起點。

二零零九年，黎安友在另一篇題為〈威權主義的非永久性〉的文章中承認，他需要對這一概念做出修正，鑒於習近平接班過程期間中共內部激烈的內鬥，「韌性威權」並沒有那麼「堅韌」，「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

「韌性威權時代」中國的觀念場域尚未定於一尊。體制內開明派政治評論員馬立誠概括了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時代二十年間的八種社會思潮，差不多可以涵蓋觀念場域有限度的「眾聲喧嘩」。

第一種是官方意識形態，即鄧小平理論，並涵蓋江澤民「三個代表」及胡錦濤「科學發展觀」。馬立誠支持「改革開放」，試圖維護後鄧理論中偏向自由化的一面，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他承認，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中國出現腐敗叢生、貧富分化等諸多問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新一輪洋務運動，在政治思想的開放上還不如洋務運動。鄧小平在政治改革——即放棄中共一黨獨裁——上寸步不讓，體現了其被毛形容為「開鋼鐵公司的」之頑固專橫特質。鄧先後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不能堅守「四項基本原則」的總書記，並在一九八九年調動野戰軍屠殺抗議民眾，不惜「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由此可見，鄧毛是一體的。

在經濟層面，僅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論，一旦在「市場經濟」之前冠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名存實亡。這是一套歐威爾式的「新語」，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卻是必不可少的保護傘，正如台灣學者朱敬一所說：分明是私有財產，偏偏要用什麼「包產到戶」去形容；分明是家𥚃私養了驢馬，卻迂迴說「交通工具不算財產」；分明是在搞自由化，卻堅決反對自由化；分明是在走市場經濟，卻說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但它又不單單是改革者自我保護的戰術，扭曲的語言體現的了扭曲的現實：在中國，「市場經濟」不是清教徒觀念秩序之下以保障私有產權和契約精神為基礎的「市場經濟」，而是太子黨「先富起來」的遮羞布。一旦太子黨抓緊錢袋子、刀把子、槍桿子和筆桿子，「市場經濟」就黯然退場，「國進民退」乃至新一波公私合營就開始了。所以，馬雲和馬化騰等非太子黨的「先富派」才爭先恐後地宣稱，「我的錢不是我的錢，我的錢是黨的錢」。

成分複雜的毛左

第二種是老毛派（老左派），或稱之為「毛左」。「毛左」的核心思想是堅持毛主義，堅持文革正確，堅持階級鬥爭，堅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同時反西方。「毛左」反對中國參與全球化、加入世貿組織，認為中國因此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之附庸。「毛左」大都反鄧，認為毛澤東對鄧小平「走資派」的定義是正確的，並進而批判江澤民和朱鎔基是「洋務派」和「賣國賊」。在鄧小平時代及後鄧小平時代，「毛左」的觀點基本無法在官方媒體上發表，《中流》等「毛左」傳統刊物被叫停，「毛左」的輿論陣地退縮到「烏有之鄉」網站。但掌權的「走資派」對「毛左」大致網開一面。

「毛左」的成分頗為複雜，包括毛時代的一些退休官員和文膽（如毛時代的冶金部副部長馬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等）、信奉毛主義的學者（如經濟學家郎咸平、北大文學教授孔慶東）其基本盤是未能在「改革開放」中獲利的底層青年或對現實不滿卻找不到正確出路的「憤青」（如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成員）。他們的觀點涉及面頗廣，如郎咸平主張「以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來就診國企改革」（此一觀點在胡溫後期和習近平時代被官方部分採納）；如鞏獻田反對《物權法》，認為保護個人財產違背社會主義原則；如張宏良肯定文革，認為「文革創造了與現代化社會相適應的大眾政治文明」。「毛左」一度涌到薄熙來「唱紅打黑」高潮期的重慶，以薄熙來為盟主，為之搖旗吶喊。薄熙來垮臺后，「毛左」一度偃旗息鼓。當習近平呈現出作為薄熙來之升級版的真面目之後，「毛左」轉而歌頌習近平，企圖東山再起。

第三種是新左派。新左派在維護毛澤東、反西方上跟老左派一樣，只是他們使用的理論工具更新潮、更時髦——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常常掛在嘴邊的人名是薩義德（Edward Said）、杭士基（Noam Chomsk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他們的文風亦如翻譯文字，食洋不化，以洋治洋。西方左派有一定的真誠度，敢於批判其所處社會的種種問題；中國的新左派則從來不敢批評中國社會的癥結所在——共產黨一黨專制，卻將中國的問題全都歸結到西方帝國主義身上，他們大都身處體制內（學術界），並受當局的縱容和支持。

新左派向國家主義靠攏

胡錦濤時代後期，新左派向國家主義靠攏。北大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在《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提出中國中心主義史觀；王紹光和胡鞍鋼鼓吹提升國家吸取能力、調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控制能力；由自由派轉向新左派的文學評論家摩羅赤裸裸地為希特勒翻案，認為希特勒敢於反抗英美強權，雖敗猶榮，中國應當向希特勒學習，其《中國站起來了》一書在中國公開出版；曾在香港中聯辦任職的北大法學博士強世功公然宣稱一國兩制已過時，中央要對香港實行全面管制——他們相信政治的實質就是暴力和征服，中國的國家意志就是黨國意志，黨是靈魂，國是肉身。新左派已淪為新納粹。

第四種是民主社會主義，它與自由主義較為接近，持這種觀點的多為已退休的體制內開明派，以被整肅之前的《炎黃春秋》雜誌和「共識網」等為言論陣地。最系統地論述這一觀點是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曾當過右派的謝韜。謝韜在《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中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對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的道路有所反思，更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而瑞典等西北歐國家成功實踐了社會民主自由，「構成社會民主自由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所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而其核心是民主」。北歐模式是中國學習的榜樣。

這是謝韜那一代老人所能走到的最遠處。他們的局限是，無法脫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框架。北歐模式並非馬克思主義的成功實踐，其經濟是市場經濟，其政治是議會民主，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北歐模式只適宜於僅有數百萬人口且資源豐富的小國（即便如此，過度福利也給瑞典等國帶來諸多社會問題，目前已難以為繼），北歐模式無法為人口和資源狀況完全與之迥異的中國所效仿。

第五種是自由主義。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基本上是世俗自由主義，其光譜較為廣泛，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無所不包。很多世俗自由主義者對基督教文明並不友善。在西方積累數百年的各種自由主義從上世紀八零年代一股腦地進入中國思想場域，知識分子來不及咀嚼、消化，照單全收。不過，如果尋求自由主義的最大交集，正如其代表人物徐友漁所說：「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護。」上世紀八零年代，自由主義是民間主流思潮，經過天安門屠殺之後，在九零年代初期和中期蟄伏、醞釀，在九零年代末期再度興起。由於網路和自媒體的出現、以南方報系為代表的市場化媒體的湧現，自由主義在二零零八年之前的輿論場域擁有極大影響力。

《零八憲章》後自由主義式微

從二零零八年中共鎮壓以自由主義者為主體的《零八憲章》運動之後，自由主義逐漸式微。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對媒體、大學和NGO的嚴酷迫害，使自由主義所拓展的民間空間和思想資源幾乎歸零，很多自由主義者被迫流亡海外或成為「內在的流亡者」，也成為新一輪的「思想史上失蹤者」。

第六種是民族主義。九零年代末以《中國可以說不》等書籍走紅為標誌，民族主義異軍突起——據說該書發行超過三百萬冊，書商和作者用麻袋裝從經銷商那裡收到的現金，然後移民美國。這就是中國式的、言行脫節的民族主義。近年來，中國的民間情緒跟希特勒崛起之前的魏瑪德國非常相似，反美、反日的思潮和活動此起彼伏，官方有意培植和誘導該思潮為其所用。

民族主義思潮的高峰，為軍方學者劉明福在二零一零年出版《中國夢》一書。劉認為，二十一世紀是中美對決的世紀，中國要通過戰爭來結束美國的霸主地位，實現「戰鬥崛起」：「中國時代的第一個標誌，就是確立在世界的領袖地位，發揮對國際社會的引領作用。」習近平對此書頗為欣賞，將該書思想納入其執政理念，提出以「中國夢」為核心的「習近平思想」。由此，習近平本人成為民族主義旗手。

第七種社會思潮是民粹主義。近代以來中國多次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沼，如義和團運動、「五四」運動中的火燒趙家樓等；毛澤東是操弄民粹主義的大師，毛時代歷次政治運動都有民粹主義的成分，其登峰造極就是紅衛兵和造反派運動。

進入二十一世紀，民粹主義藉助網路等新技術的力量，對異見人士發起人肉搜索和網絡公審。近年來，民粹主義的代表性事件有：經濟學家茅于軾因批評毛澤東，毛粉組織「公訴團」，到茅于軾的居家及工作場所騷擾，進而在「烏有之鄉」網站設置「漢奸榜」，號召民眾動用私刑懲罰「漢奸」，劉曉波、茅于軾等自由派知識分子皆名列其中；楊佳殺死多名警察（並非虐待他的警察）之後，被民粹主義者推崇為大俠和英雄，艾未未是將楊佳造神的重要推手，他本人被推特上的民粹思潮奉為「艾神」。民粹主義者跟毛派有高度重合性。

第八種是新儒家。當代中國新儒家跟上世紀五零年代的海外新儒家不同。天安門屠殺之後，傳統文化熱和國學熱成為知識界「自我療傷」的一種方式。當代本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蔣慶否定海外新儒家，認為後者偏安於學院、不敢實現政治理想，且認同西方民主自由價值、不敢堅守固有的儒家文化。蔣慶主張重建儒家，將中國建成政教合一的國家，以實行王道統治——這是康有為的思路。中國當代新儒家中在一定程度上認同憲政理念的是秋風（姚中秋），他認為應當在儒家傳統中發掘憲政資源，憲政在中國古已有之，孔子是公民社會的開創者——這錢穆的思路。

胡溫時代，新儒家頗為走紅，民間創辦儒家私塾和學院層出不窮（遊走於中港台的南懷瑾成為權貴富豪競相交往的文化明星）。孔子塑像一度出現在人民大會堂一側，後來因為黨內反彈太大，又悄然撤走；孔子學院作為中國「軟實力」的象徵遍佈世界各國的著名學府，充當大外宣的馬前卒——二零二零年，因孔子學院在西方被認定為間諜學院，中共又悄然改名。從這兩個個案可以看出，當代新儒家與共產專制思想尚未完成有機整合。

以上八種思潮，第一種鄧小平理論是官方意識形態，其他七種都處於在野狀態，其中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新儒家等五種得到官方的認可和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則遭到官方的敵視和打壓。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